徐永光的希望工程 为贫困失学孩子带来希望
徐永光：有孩子因贫失学 希望工程就不会停。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他体验过多种路途上的人生。从日语翻译、高级官员、企业老总，到自由撰稿人，只有在公益事业这扇门前，他停住了脚步。一些巧合与一些必然重叠在一起，让他书写了一段与众不同的历史。
1989年春天徐永光和几个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就这样诞生。
19年来，徐永光和希望工程，给无数渴望读书却又无力上学的孩子点燃求知的希望。他在帮助孩子们完成求学梦想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净化得如孩童般纯净透明。
发展太快，必然带来问题，比如，全国地县基金会的数量难以控制，放任自流的现象已经出现。有些地县筹到钱后不报、不交，要留下自己用于希望工程；有些未经授权，就以希望工程名义接受捐款。
徐永光曾给希望工程概括了“八大隐患”：没有纳入统一管理的募捐“体外循环”；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营私”；不按管理规范办事、另搞一套的“体制磨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带来的“制度风险”；实施机构自己的“管理疏误”；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中伤毁誉”；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评判”；道德风险导致的“自砸招牌”。
徐永光说：“这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希望工程的身边，每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而另一方面，公众要求我们万无一失，这使得我们犹如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筹措经营费用，徐永光利用捐款到账与款项拨出的时间差投资，以实现善款的保值增值。
正是这一在国外很常见的举措，让他饱受争议。很多捐款人认为，“捐款就是交给你，让你去资助失学儿童，怎么拿去投资了？”在经历了多次舆论风暴后，他用“走向平静”来形容自己现在的心境。
回想从事慈善行业的26年，他说希望工程那十几年激情燃烧，风云变幻，是他人生最精彩的时候。而后面10年，自己像行业的“拓荒牛”，沉重而辛苦。
如今，他仍每天忙碌，在南都基金会，为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办公益学校，推行“第二个希望工程”，同时，也为中国慈善体制的改革而不断奔走。
激情燃烧的日子
“在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张胜利。”
时隔26年，徐永光还清楚记得希望工程创办前，发出的首封筹款信的第一句话。在希望工程正式公布之前，徐永光先带着青基会团队，照着企业黄页上的地址发筹款信。当时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填地址、寄信。下班带回家去，让家人帮忙一起填，5、6个人寄出了几十万封。
很快，筹款信收到了热烈反响。在书信往来的一两周内，一笔笔捐款陆续抵达，同时社会舆论也有了回应：帮助贫困儿童，是件好事，希望你们能做好。“我们知道，这个事肯定能行。”徐永光记得，当时收到的捐款中，有几百上千的，还有有小孩的压岁钱，最少的是6分。
当时青基会成员挖空心思，特别设计了给捐款人的回馈。捐20块钱，相当于一个学生一个学期的书本杂费，你就会收到一个孩子的感谢信。
1992年，南巡后的邓小平两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身份匿名给希望工程捐款，青基会工作人员偷偷记下车牌，经过调查才知道捐款人是邓小平。同年4月，希望工程推出“百万爱心行动”，为捐款人和贫困儿童一对一结对。
这时候徐永光想，写信成本太高，在报纸上发消息那么多故事也讲不清。当时还没有募捐广告的概念，徐永光就在北京春日的阳光里，突然想出个念头。“干脆，发募捐广告吧！”做广告要花钱，受温州本土文化影响的徐永光早把帐算好了。当时，人民日报发行500万份，半个版面4万块钱，折合每份不到1分钱，比寄信还便宜。按这个思路，徐永光又联系了各省的所有党报，在同一时间印发希望工程的募捐广告。
这一年，希望工程的影响力“爆炸”了。这个在创立时只有10万注册资金，1万元运营费的基金会，在徐永光的领导下，当年获得捐款过亿。“当时我们在后岩寺胡同1号，院子里人都挤满了。”徐永光回忆，募捐广告发出后，每天青基会收到几千封信，有的人读了山区里贫困儿童的故事，流着泪来捐款。
通过一系列创新的举措，希望工程获得了中国公益界前所未有的成功。根据统计，前3年希望工程共救助失学儿童3.2万人，1992年当年救助人数突破32万。而1994年，希望工程“1+1助学行动”救助数额突破了100万。其单个教育项目资助规模，已是当时世界之最。
摊子越铺越大，身为青基会秘书长的徐永光开始感觉到风险。但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来自维多利亚港的风暴。1994年1月21日，香港媒体刊载《千里追查七千万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踪》文章，在海内外华人世界造成极大影响。
为了挽回名誉，徐永光决定去香港，起诉香港媒体。这个决定引起青基会很多人的担心。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两地的法律体系差别很大。但是徐永光坚持，这个官司要打只能去香港，在北京打没用。
2000年6月20日，香港高等法院做出判决：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胜诉。
事后，香港媒体问徐永光，你先后6次拒绝和解，哪里来的自信？徐永光说，希望工程是白的，这我最清楚。这个自信就是要讨个清白。如果香港法庭判我败诉，那我也问心无愧。
2005年，徐永光请辞离开青基会。在另一个“战场”，继续他的公益之路。
让慈善回归民间，是徐永光一直的理想。他认为捐款应该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善意表达，这其中掺夹一点杂质，那么中国慈善都走不远。
2007年，徐永光就任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第一个实施的“新公民计划”项目，为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办公益学校，被称为徐永光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徐永光，194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法学硕士，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文名 徐永光
国 籍 中国
出生 地 浙江温州
出生日期 1949年
职 业 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代表作品 《叩问天人之际—徐永光说希望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