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新闻思想 一代骄子张季鸾
1926年9月1日,与胡政之、吴鼎昌共同接办《大公报》,成为张季鸾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也是《大公报》走向辉煌的起点。《大公报》续刊首日,张季鸾即撰写《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阐明了该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刊主旨。
主持《大公报》15年期间,他不但要统筹文字、编排栏目、设计版面,而且坚持撰写时评政论。他的社评包蕴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既思路清晰,透彻时事,文笔犀利,又稳健明达,不温不火,让读者听而忘倦。
根据所留版面,他的社评可长可短。遇有重大事件而版面小时,他能文字凝练而又切中要害;遇有事件不大而版面有余时,他则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文字流畅,丝毫没有拖沓之感。有时报纸已在排版而又有突发事件,为了赶时间,他写好一段送排一段,边写边排,小样出来后,他略加润色即可付印。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当时蒋介石说过“结婚有利于革命”的话。转天张季鸾即在《大公报》上撰写《蒋介石之人生观》一文,以嬉笑怒骂的文笔,对蒋介石讥讽嘲笑。给读者留下“《大公报》敢骂蒋介石”的深刻印象,一时传为佳话。
1936年冬,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史良等,史称“七君子案”。 “七君子”被解往苏州,由江苏省高等法院审理。此案拖了半年,法院捏造“罪状”,拼凑出一份《起诉书》,由中央社发各报刊登。
为此,“七君子”针锋相对,也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答辩状》,但国民党当局不准各报发表。救国会派胡子婴找到张季鸾要求在《大公报》上刊登。因为张季鸾此前听说“七君子”已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所谓《答辩状》不过做戏给大家看而已,所以一口回绝。
胡子婴说:“国民党的诱降计谋,完全是痴心妄想,"七君子"不但不会"悔过",而且正在狱中以不吃、不说、不写的"三不"对策与国民党抗争,《答辩状》如能发表,不正是给他们的迎头痛击吗?”张季鸾听罢此言,当即抄起电话通知编辑部:“《答辩状》明日见报,不必送审。
”张季鸾这次违抗当局禁令的正义行动,换得了社会舆论对“七君子”的广泛支持。此后,张季鸾还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陈说利害,劝其三思。7月31日,迫于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把“七君子”无条件释放。
1937年2月15日,《大公报》发表了记者范长江撰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这是冲破国民党当局禁令的一篇爆炸性报道,它像拨开重重迷雾的一道闪光,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即将团结奋起应战的希望,轰动上海滩,传遍全中国。蒋介石看后勃然大怒,把张季鸾叫去大骂一顿。
张季鸾一生对做官、敛财毫无兴趣,身后一无长物。据说,他临终前身边只有10元钱。张季鸾老年得子,友人赠送金银饰物为贺。当时《大公报》正在呼吁民众踊跃捐款,救济难民。张季鸾想把这些礼物捐献给受难同胞,夫人则想留下两件作为纪念。张说,你只想儿子可爱,不知比他更可爱的许多孩子,因为父母惨遭敌人杀害而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们正企望着我们的救助呢!夫人听后心悦诚服地将礼物全部捐献。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于重庆。周恩来、邓颖超送去挽联,肯定了他的一生。毛泽东认为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
周利成的系列文章“民国人物与天津”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侯福志的系列文章“刘云若社会言情小说”。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