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兴云:萧军与鲁迅研究

萧军毕竟不“完全是一个‘经院式’学问家”,而能“表现出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

那么,“何以如此然呢?”依愚见,其源有三:

其一,深厚的感情基础。这可举三个“一”为例。

一是“一个场面”,即吊唁的场面。周海婴先生写道:“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

”这大汉就是萧军,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而迥异于别人。海婴先生接着写道,“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6)

二是“一则题词”,即赠书题词。“鲁迅先生逝世十八周年 北京鲁迅博物馆存 萧军敬献 一九五四·十月十九日 北京”(原件用毛笔直行书写,分5行排列),这是1983年秋,我借住鲁迅博物馆故居西院北屋,从所借阅的该馆库藏《八月的乡村》(哈尔滨版)衬页发现的。

(题词复印件,曾送请萧军老人过目。)赠书当时,萧军正处于极端困窘中(被逼迫而无工作,无 工资,一家人靠夫人“养活”),但对鲁迅的缅怀、纪念,丝毫未受影响;在鲁迅逝世18周年当日,他只好采取一种独特方式,即以自己珍藏多年,卷首印有鲁迅 序的《八月的乡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月勉强印出的新版本,即1954年9月版,根据“特别”的“‘体例’规定”,砍掉了鲁迅序(7)),“敬赠”给鲁迅博物馆,实际是借此表达对鲁迅的敬意和感念。

可以佐证的是,萧军1978年在为鲁迅写给他的第一信做注释时,开首写道:“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我是有意识地选取了今天做为开始注释这批书简的日子的,——我要终生纪念这个日子!”(8)相隔24年的两个“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之日),选取的方式不同,而均为“纪念这个日子”。

三是“一句遗言”,即在逝世前,郑重地对女儿萧耘、女婿王建中说的话(谈话开始,萧军询问:“带录 音机了吗?”萧耘回答:“带着呢。”):“鲁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他希望他的后人也能如此。萧耘此时的感受 是,“想到自己的恩师,父亲又动了情。”(9)

以上不同时间段(1930、1950、1980三个年代)的三个“一”,凸显萧军对鲁迅的深情厚爱和感念缅怀,是终生不渝,有增无减的。这正是他坚持继承和发扬鲁迅传统(包括研究鲁迅,写作有关文章)的感情基础和力量源泉。

其二,丰富的资料储备。

萧军是鲁迅晚年亲近而信得过的弟子之一。从1934年10月9日喜接鲁迅第一信,至鲁迅逝世,在两年零10天里,由频繁通信,到亲密接触,成为常客,亲承謦欬,萧军直接感受到鲁迅的思想观念,著作精髓,道德风范,人格魅力……这一切,是那么鲜活生动,细致入微,因而深印脑际。这些实际感受,可说是“虚”的资料。

鲁迅逝世后,萧军参与《鲁迅先生纪念集》(以下称“《纪念集》”)的编印工作。按照职务分工,“杂志的收集以及其中大部‘悼文’的选定,由黄源负责。一小部及新闻纸中‘悼文’的选定由田军(按,即萧军)负责。”“‘逝世消息摘要’的剪裁,选定,辑录及全部发稿,校对,分类,顺序的编定及‘逝世经过略记’一文,均由田军负责。

”(10)为此,萧军要阅读上海及全国各地,纪念和哀悼鲁迅的大量材料(包括未入选《纪念集》者),选入《纪念集》中的诗文(140余篇)、函电、挽联、通讯、消息,等等,必定更熟悉一些,因而印象深刻。这些是“实”的资料。

可以肯定的是,萧军未曾看到达城的《鲁迅研究大纲草目》(11)(以下称“《草目》),但《纪念集》中不乏研究、评论性纪念文章。如茅盾的《研究和学习鲁迅》(12)(以下称“茅文”),文章开篇提到,“《新认识》半月刊拟出‘鲁迅研究’特辑,……预定了十二个题目”,并列举出这些题目,然后展开论述。

此外,还有欧阳凡海的《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认识的商榷》(13),以及《关于鲁迅》及《之二》(知堂)、《鲁迅——民族革命伟大斗士》 (胡愈之)、《鲁迅先生的战迹和思想》(伯衡)、《鲁迅与写实主义》(刘大杰)、《鲁迅先生的‘转变’》(王任叔)、《鲁迅的美术活动》(苦力),等等。

研读这些文章,以及《纪念集》中的其他资料,有所借鉴、吸收,萧军自可“形成自己的思考”(张文语)。

其三,持续的研读思索。

《宣言》写于1940年9月26日,《经过》写于1941年1月14日。从二文写作期间及其前后《萧军日记》所记,可获知萧军这时期持续研读鲁迅和深入思考(包括写作、讲演等)的若干情况。

《宣言》写作的前一年,即1939年,萧军正在成都。他积极参加了成都“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的各项工作。这次纪念活动搞得很好。嗣后,即11月6日,萧军写信告诉胡风:“此地的周先生纪念会,都是‘我们’办的,要做的大致全作了,并且做得还不坏,从重庆的报纸上看情形,那要比‘新都’充实一些,至少没‘公式化’,同时死人也没被侮辱。”(14)

查阅《萧军日记》1939年10月所记:1日,与鲁迅比较,准备写纪念文章;11日,就小说写法,比较鲁迅与高尔基的不同;13日,《鲁迅先生三周年逝世纪念成都文化界宣言》起草好,抄完;20日,十八日在成都广播电台,广播《鲁迅先生的故事》,十九日在纪念大会中流泪,报告鲁迅生平。(15)

11月所记:19日,分析鲁迅的韧性战;20日,为“工人岗位”上课,讲鲁迅小说;21日,分析、比较鲁迅的时代;28日,决心以鲁迅等为终生的先生、力量源泉。(16)

12月所记:21日,比较鲁迅与郭沫若、茅盾;26日,开始读《鲁迅全集》;29日,读完《狂人日记》。(17)

专就写作而言,“(萧军)10月19日参加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写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写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献言》、《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成都文化界纪念大会宣言》、《成都文协筹备纪念鲁迅》等文。”(18)此外,本年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还有:《鲁迅杂文中的“典型人物”》、《尊循着他们底指示……》、《从此……从此……》、《上海是怎样纪念了鲁迅三周年?》等(19)。

再看1940年。这年6月14日,萧军(经重庆、西安等地)到达延安。《日记》此年8月19日所记:“忽然想起一个题目:鲁迅先生底‘品质’和精神,预备在他的四周年纪念会上讲演。想参酌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几篇文章来写。”接着,列出鲁迅精神的13方面的内涵。(20)

在《宣言》写作的前两天(即 9月24日),因为在延安的某些遭遇,萧军本已在日记里表示“我决定在鲁迅先生四周年会上不讲话,此后不写任什么零碎文章”(21),但由于不满意艾思奇所寄宣言征求意见稿(22),还是自己另写了这一篇。

写出《经过》,并在延安鲁迅研究会成立会上报告《经过》,之后四五天,日记写道:“(1941年1月19日)下午把洛甫那篇《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读了一遍。这是一个概况的提纲,我要寻找他们对于鲁迅研究的决定和观点,预备在写纪念鲁迅研究会文章时好引用……(23)

《萧军日记》1941年里,类似记载屡见不鲜。较重要的,如7月20日记有,与毛泽东谈鲁迅的影响,毛泽东答应借《鲁迅全集》给鲁迅研究会等情。(24)不再一一引录。

二、关于“自己的思考”与“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

萧军《宣言》、《经过》二文,究竟怎样表现出“自己的思考”,或“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的?试略作比较和分析。

及有关问题探究之一》所引)。其第一句“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萧军还用作另一篇文章的题目。此文开篇解释道:“这里所说的‘业绩’,当然不是仅限于‘文化事业’,连到田地里去挖一颗洋芋的生产工作也应该算在里面的。

”(25)亦即“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来纪念”的意思。第二句,依次把“懂得”(经阅读而理解)、“研究”(提高一步)、“发展”(发扬光大),作为“纪念”的方法和途径。两句话合起来,对于“纪念”内涵的阐释,就十分精当而全面。

同样的话题,《纪念集》中收有章乃器的文章《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迅先生》,说“我们要用鲁迅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要用‘鲁迅大众化’”、“要用运动”、“要用斗争”,“来纪念鲁迅”。

(26)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8月3日社论《我们怎样来纪念鲁迅先生?》指出,要“继承他创作的光荣传统”,“为民族、为人民,和为求进步而斗争的精神”,“学习他坚强不妥协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加强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等。

(27)两文作为论述“怎样纪念”的文章,自有其价值取向和历史意义。但用于回答“怎样纪念”,还是《宣言》的两句话更“深邃、周密”,显示出萧军“自己的思考”。 《纲领》所引《经过》开篇语(“鲁迅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鲁迅。

学习、研究、发扬他的学术 作品和为人类而战斗的精神,这也是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底权利和义务。”)指明鲁迅与“中国人”的关系,以及“学习、研究、发扬”鲁迅与“中国人”的 关系,两个判断句,显现层递组合,语义精辟,逻辑严密。

所加两个强调、限制语,“每一个”,尤其“不愿做奴隶的”,使人联想起抗战时期唱响中华大地的《义 勇军进行曲》的警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我们万众一心”,极富时代感。同时,也使人联想起鲁迅关于奴隶、奴才的论述,以及鲁迅指导三个“奴 隶”、“准奴隶”(萧军、萧红、叶紫)拟定“奴隶社”之名而出版《奴隶丛书》的业绩;联想起萧军此前(1939年)所写《奴隶和奴才——文启蛰:序言》、《奴隶文学和奴才文学》,以及《宣言》中所论“鲁迅是痛恨奴隶和奴才的劣根性的”。

这正是萧军忠实继承和积极发扬鲁迅精神的一个实例,亦显示出他“自己的思考”。 最能体现萧军“深邃、周密的学术思考”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