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和丁玲同居 丁玲忆:与妻子同居五年没有发生性关系的奇人(图)

萧军和丁玲同居？在一般读者印象中，萧军与丁玲在延安是处于观点对峙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1942年10月18日在延安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上发生的冲突。萧军在会上说：“我这一支笔要管两个党（按：指共产党和国民党）。”

主持会议的丁玲反驳说：“共产党是千军万马，背后还有全国的老百姓；你萧军只是孤家寡人！鲁迅先生对共产党怎么样？他说过，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作为鲁迅的弟子，你一支笔要管两个党？”

（陈明：《一点实情》，《我说丁玲》第93页。）王德芬对同一件事的回忆跟陈明颇有出入，即萧、丁当时的分歧并不是集中在“党和笔”的关系上，而是集中在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看法上。据萧军日记，他不同意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帽子，不同意说王实味“有计划、有阴谋”地反党。他认为王实味主观上还是站在革命立场。

王德芬将这一场冲突比喻为诸葛亮“舌战群儒”：独战的一方是萧军，另一方是丁玲、柯仲平、周扬、李伯钊、陈学昭、艾青等党内外作家。（《萧军在延安》，《延安作家》第399至404页。）虽然两位历史在场人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在承认萧军、丁玲存在分歧和对立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丁玲本人的著作更确切地证实了这一点。

1949年3月16日，东北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批判萧军，丁玲在会上有一个发言，她说：“我们对萧军的批评，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1942年鲁迅逝世纪念日，我们在延安曾经开了个会，纪念鲁迅先生，同时批评萧军思想，会开了九个钟头，我那天当主席。在‘文抗’也曾讨论萧军思想，批判个人英雄主义，那天的会也是我当主席。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开这个大会，又是批评萧军，又是我当主席。”

（《批判萧军错误思想》，《丁玲文集》第7卷。）如此看来，丁玲简直是长期置身于批判萧军文艺思想的前沿阵地了。

然而，2007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3期发表了“略有删节”的《萧军日记》（1940）。萧军坦诚地说过：“当我若干年前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看，更没有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之一向广大群众来公布。

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了。即使写，也将是另外一种写法——去真存伪。不过既然公布了，也就公布了罢，这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之感。”（《我的罪名、罪行和罪证》，写于1969年3月26日）我相信萧军的话，相信他当年日记的特色全在一个“真”字。

从萧军1940年日记来看，延安时期他跟丁玲的关系有一个变化过程，并非始终剑拔弩张，甚至还有一些温馨往事。日记中对丁玲的代称是“T”。同年8月15日日记写道：“夜间和T在她窑洞前，趁着暗暗月色，谈得很久。”就是在这次谈话中，萧军告诉丁玲他“不高兴做别人陪衬而存在这里的”。

他预言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我认为，萧军要用他的一支笔指挥两个党的观点，在这次谈话中已见端倪。8月16日夜，他们又在河边赏月。丁玲说：“月亮走在云里多不舒服呵！”接着又更正说：“月亮怎么会走在云里呢？它们离得那样远。”

萧军说：“文学语言是不能跟科学语言相提并论的。”这是多么抒情而又富于学理的对话呵！9月1日晚，萧军跟丁玲谈到了他跟萧红的往事，有些事情是他“从未详细同谁说过的”，他特别嘱咐丁玲不要向谁说。丁玲也把她13岁那年被一位军官和一位教员钟情的私秘告诉了萧军。丁玲说，他第一次见到萧军，先感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萧军跟丁玲之间有不少共同语言。比如，他们都认为中国的音乐跟中国的文学一样需要批判地继承，都认为中国传统小说有“杂沓、重复、拖累、笼统”的弊病，不能充分表现现代生活（9月4日日记）。他们都认为曹禺的剧本思想朦胧，人物类型化，情节太富偶然性，模仿西方戏剧的痕迹太露，缺乏催人向上的力量。

他们都认为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成功刻画了安娜丈夫卡列宁的形象——这位丈夫注定了安娜要成为悲剧牺牲者。他们相约三年后同赴欧洲旅行，同时讲演：丁玲讲中国革命史，萧军讲中国文学史——兼批林语堂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曲解。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不同见解，甚至对对方有一些保留。

比如丁玲主张从事文学的人应该先具有伟大的人格，而萧军认为作家先要有艺术的感觉，而人格是决定作品感染力的因素。丁玲承认她在跟萧军接触的几个月当中受到了萧军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使她更理性，更坚强，坏的一面是使她对人生更感到虚无。

萧军承认丁玲比他待人宽厚，能独立自主干一番事业，但他认为丁玲是个很感性的人，不善于把问题提到哲理层面思考（8月15日日记）；“容易冲动”，“缺乏学习的恒心和热情”（8月25日日记）。萧军还说，他跟丁玲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10月8日日记）我想，萧军跟丁玲日后思想产生裂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从萧军1940年日记来看，他当时跟丁玲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无所不说的朋友”。萧军于1938年4月跟萧红分手；同年6月跟王德芬结合，曾发誓以至诚至善至美的心终生爱她，但婚后萧军发现了王德芬平凡的一面，认为不符合他当时的择偶条件，双方“缺少共鸣共感”。

萧军承认他到延安之后焦灼易怒，夫妻之间常发生摩擦。萧军说，他们夫妻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旧情占2/4，爱情占1/4，可怜占1/4。丁玲跟陈明则是1937年8月相识的，当时丁玲担任“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陈明担任该团宣传股股长。

1939年，陈明调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烽火剧团团长。虽然双方萌生了爱情，但由于年纪相差12岁，经过一番曲折，直到1942年才正式结合。萧军1940年日记中称陈明为丁玲的“爱人”。但他认为丁玲和陈明不该相爱：“他们的一切距离太远了。”

这其实是一种世俗的看法，虽然可以理解。日后北大荒的风雪和秦城的铁窗已充分证明，丁玲和陈明的爱情是坚贞不渝、感天动地的。据萧军同年9月4日日记，丁玲曾思索过他跟萧军关系的前途，结论是“不可能的”。而萧军9月2日日记中对丁玲的内心独白是：“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要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

由于丁玲和萧军当时较为频繁的交往，王德芬跟丁玲的关系一度紧张。萧军劝王德芬跟丁玲和解，“因为她是为人类受过苦难的人，现在她也还是受着……”（8月31日日记）萧军向王德芬承诺，他要逐渐控制对丁玲的感情，并减少跟丁玲接触的机会（9月13日日记）他还保证，除开对丁玲的友情，他决不再结交什么新的女友（9月16日日记）。

1941年初，萧军感到丁玲对他的态度“似乎很冷淡”（1941年1月14日日记）。延安整风期间，他们观点的分歧公开化。

丁玲1983年12月19日与骆宾基谈话时说:胡也频这个人真是纯洁得很,这样纯洁的人只有一个朱谦之,五四时代的,他没有和他老婆发生关系,他老婆是二九年死的,二四年同居的,五年没有发生关系。

本文摘自《丁玲传》,作者李向东、王增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抗战时期的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丁玲

丁玲1983年12月19日与骆宾基谈话时说:也频这个人真是纯洁得很,这样纯洁的人只有一个朱谦之,五四时代的,他没有和他老婆发生关系,他老婆是二九年死的,二四年同居的,五年没有发生关系。我和胡也频也一样,我要保持我自己的自由嘛,我觉得要是和你发生关系,那就好像定了,有那么个想法。现在的年轻人不相信呀:有这样的事?你是乌托邦,讲些神话!

朱谦之,福州人,1899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又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对哲学、史学、佛学有精深研究。其妻杨没累,湖南湘乡人,1898年生,与丁玲是周南女中同学,1921年秋天又一同转入岳云中学,按朱谦之说,那时她讲独身主义就“很热烈”,1922年到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学习。

两个人从1923年春天开始通信,虽然杨没累是独身主义者,朱谦之是“厌恶婚姻者”,但“从友谊的热情到了爱情的程度是很快的”。朱谦之说:“我和没累的‘纯洁的爱’(pure love),我俩对于恋爱所抱的见解,有非常的信念,我们为着我俩的‘爱’的长生,自始至终避免那恋爱的坟墓——性欲的婚媾,在几年中倾心陶醉,同宿同飞,说不出难以形容的热爱,而仍无碍于纯洁的爱。”

1925年,朱杨两人“为着思想的完全自由”,“决定隐居杭州西湖,去过那二三年闭户著书的生活了”。他们敬慕“梅妻鹤子”的宋代诗人林和靖,“觉得如林和靖那样才是最富于情而淡于欲的人”。杨没累研究中国乐律学史,朱谦之研究中国音乐文学史,但是微薄的稿费难以养活两个人,没有物质基础的生活总是脆弱的,杨没累1928年4月死于肺病,只有30岁。

那时丁玲和也频刚刚住到葛岭。朱谦之在40年后回忆说:“丁玲是没累在周南女学时的同学,没累逝世时,她和也频适在杭州西湖,曾助理丧事,以后他们创办《红与黑》,在招待上海出版界的席上,我还代他们招呼朋友,这种友谊,直到我出国后,还继续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