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许家印 张季鸾先生的求学经历与家国情怀
张季鸾先生是民国文化界新闻圈、报业圈内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先生接办的《大公报》,在民国中期以后特别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在新闻报道这个角度上,曾经发挥出较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有力地提升了广大民众抵御外辱、保家卫国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
《大公报》还以其独特的新闻编排、时政论述、国防文艺等报纸栏目,曾经博得民国各政治派别,特别是国共两党高层人物、文化新闻界、文学艺术界、报刊出版界内一大批专家名人学者的赞赏,《大公报》以笔当枪纸做弹,怒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张季鸾为什么选择了做报人和新闻记者的职业呢?这要从张的学生时期谈起。张季鸾生在山东邹平,其父张楚林在曲阜、邹平等地几任知县,为人宽厚严谨,又工文章书法,常教子女习学经史,读书济世。幼年张季鸾最早接受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熏染。
1901年张季鸾13岁时其父在济南病逝,张夫人便带张季鸾兄妹扶护丈夫的灵柩跋涉千余里回到故乡榆林,此时张家原有的住宅被人诳占,一家人蜗居于族亲的两间旧房。生存濒于窘境,张季鸾兄妹沦为寒门子弟。
但少年张季鸾“秉性聪颖”、“擅长撰文,熟谙四书五经”,在榆林初读于当时闻名大陕北23县的榆阳书院。时世有一种普遍说法是:一个人要干大事业,有大成就,得有“才能 机遇 运气 高人扶持”这个潜规则庇佑。
苦读之际的张季鸾读了一年多的书,竟博得延榆绥道高官陈兆璜的看重。1902年秋季,陈慧眼识珠,便出钱资助将张保送去陕西礼泉“烟霞草堂”书院就读,让张季鸾深感幸运的是主讲这所学堂的先生竟是开陕西文化教育革新之先河者、声名遐迩的关中国学经学大师刘古愚。
张后转入关中三原宏道学堂。这所学校真是群英荟萃,俊才济济,有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康心孚、康心如、赵世钰、张凤翊和李仪祉、李约祉等陕西激进人士,与这些学友同校共读,又是张季鸾之大幸事,因于右任等人当时不仅具有较深的封建儒家传统文化思想根基,而他们又受刘古愚等人的影响和国内许多有识之士抨击晚清政府丧权辱国、腐化昏庸之进步报刊传播到陕西的影响,以及在陕欧美人士泊进的西学思想的影响,陕西一大批青年学子开始萌生了学习接触探索西方先进国家及东方列强日本所推行的工业革命先进生产方式、先进机械设备技术等强国之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等新知识、新风尚、新思想的初念和向往。
张季鸾正是受上述影响,按照这个修身治学的发展轨迹逐渐形成了扎实的传统文化思想和国文国学写作功底,又融合了外部世界新颖、自由、宽松的先进文化思想,才一步步地走向成功的。他在榆阳书院习读的《国策》《国语》,在烟霞草堂、宏道学堂学读的《明鉴》《文献通考》等书籍,都极大地提升了张季鸾的词语领悟、文章水平,同时也奠定了他走向未来的坚实根基。
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刘古愚乃陕西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运动的重要启蒙人,提倡维新,主张变革,改良旧制,而于右任、井勿幕等人则又是刘古愚思想学说的传承人。从幼年到少年开启,从陕北到关中求学,张季鸾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思考在探索在向往在憧憬。
1905年张季鸾17岁时,蒙沈钧儒的叔父陕西省提学使沈卫的关照,以陕西高等学堂派遣官费生的身份留学日本,先投东京经纬学堂补习日语,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自此张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和新闻传媒体系产生兴趣。
是年8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次年秋,陕西井勿幕等人领导的同盟会陕西分会也在东京创建,张季鸾经井和同学赵世钰介绍,首批加入该会,自此,张便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行列。
留日期间,张的兴趣浓厚,思想活跃,观察敏锐,注重研讨,特别注重观察研究在日举行的各种政治社会活动和流行的各种消息、观点、思潮。与在国内求学相比,张季鸾思想上、研读方式上发生了明显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张对新闻行业编办报刊产生热情。
1908年春季,同盟会陕西分会部分留日学生受国内陕西时局影响,在日创办了鼓吹革命的刊物《夏声》杂志,并推选张季鸾为编辑,张热衷此事,每周都有他的文章发表,同时张还与其侄张崇基在日创办《陕北》杂志,首次将陕北榆林等地的人文史事推向海外,这是张季鸾从事新闻报刊工作致力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理想抱负的开端。其从此选择了以新闻救国文章报国的职业报人之路。
张季鸾新闻思想还有一个背景影响就是他在近六年的留学期间,基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治动态、社会思潮、文化教育、国民素质、人文地理和新闻报业、舆论文字出版界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方法和管理模式而形成。
张季鸾留日期间,见到了孙中山、黄兴等人,还结识了蒋介石、张群、张治中、陈布雷等人,以及民国时期军政界、文化界、艺术界许多知名人士,这为张后来在大公报社工作打下坚实的人事基础和社会交往氛围。
还有一个基于就是张季鸾作为新闻报人的家国情怀。张季鸾曾四次回到榆林。1934年局部抗战期间张最后一次踏上故土进行祭祀父母之旅。他回榆的一个多月内,曾四次到榆中、职业学校演讲,两次去榆林皮革工厂探视。在榆期间,他还联系各界友人并自出500块银元,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张季鸾返津途中还曾前往绥德师范,勉励学生要为国而学,关心国事,报效国家。返回天津后,他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了《归乡记》一文,文中写道:“多年不能回家看看,常感不安。
而对国家社会未能尽力更感公私两负,有背亲恩。”他的人生观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并说榆林虽然“农村凋敞、民穷财尽”,但“有煤有水有皮毛畜牧盐碱之利”,要“兴产业、办教育、培人才”,榆林的青年们“不要颓唐消极需要振作精气”,为国为家分忧尽力,达成高远志向。
当时,东北各省沦陷,长城抗战失利,绥东一带战事频仍,日寇的侵略之角已触及华北西北。张季鸾在该文中特别指出:榆林必将成为抗日国防前线!
青年们时刻准备着防范着为保卫家园作牺牲。这是张季鸾极为敏锐的新闻眼光。果然仅过两三年后,日本就向陕晋北部、绥远一带开始进攻,榆林的府谷、神木至佳县、吴堡一带黄河西岸和蒙西包头、鄂尔多斯地域真正地成为国防前线。
不久榆林也设立了大公报记者站。驻站记者是内蒙古人杨令德。《归乡记》一文还谈到:希望政府聚集财力,致力榆林的开发建设,特别是国防地带建设。榆林的发展应是“办工业、兴畜牧、兴农业”,并且“增设专科学校,培植人才”,并认为“开发地方的根本条件在于教育在于培植人才”。
这是张季鸾在家乡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开发建设事业上最有时政眼光、最具观察能力又最早提出的远见卓识。也可以说张季鸾是榆林开发建设史上最早的宣传倡导者。而《归乡记》一文则是研究张季鸾传统伦理文化思想的重要文献和他报亲恩、报国恩、唤醒民众、抵御外辱等家国情怀的最好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