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思想新探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
冯友兰、贺麟学术思想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中国建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并由此放弃了原来的学术思想,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冯友兰为例。
1951年6月30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底奇绩》一文,写道新中国成立虽然还不到两年,但做了很多大事:“在朝鲜我们的志愿军打败了自命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帝国主义者底号称最精锐的部队。
西藏回到了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几百万人治淮,从根本上解决多少年来的水灾旱灾问题。在中国过去历史上,与此相类的事,只要有一件,就算‘丰功伟烈’‘惊天动地’的了。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有一件与此相类的事,就会弄到‘民不聊生’。
可是我们现在呢?各种的大事同时进行,而公私事业,又是一天一天地繁荣;人民的生活,也是一天一天地提高”。他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应用马克思主义底真理于中国社会,那就是,照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社会底规律,解决中国底问题”取得的胜利。
[7]1953年6月12日,他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百年来梦想底实现》一文,写道:“1838年林则徐担任了广东禁烟抗英的任务。当时著名的作家龚自珍送他一篇文章,希望他在两年之内,打退英国的侵略,‘使中国十八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
可是与他的希望相反,从那个时候起,人民一直在国外国内敌人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压迫下过日子,物力越来越空虚,人民的生活越来越不安定。
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了中国,人民掌握了政权,仅只三四年的时间,创造了奇绩……实现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梦想”。[7](p.455)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想的实现,对于像冯友兰这样经历过晚清和民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来说,引起的思想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这正如冯友兰的女儿钟璞在谈及父亲思想的变化时所讲的那样:“除了客观形势使然,也有自觉成分。这个自觉成分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国。他有着对祖国对中国文化的深沉广博的爱。
这种爱不是对哪个时代、哪个政权,而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自己的生存空间,对自己的父母之邦的一种感情,如同遗传因子传下来,成为血肉。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屡曾丧权辱国,已经到了国不成国民不成民的地步。经过这样的历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吼怎能不让人割舍一切”![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