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七君子 孙晓村: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之外的君子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释放政治犯等要求。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六天后,孙晓村在南京遭逮捕,起因也是救国会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国民党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对内疯狂反共反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反对投降,要求抗日。学生爱国运动主要集中在南京,他们砸国民党中央党部,围攻外交部。1932年春,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学生运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所有中共党员或被捕或出走。南京成了白色恐怖的中心。
1933年初,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入华北,蒋介石拒绝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提议,围剿革命根据地。这一年,孙晓村从上海到南京,他和王昆仑、曹孟君、胡济邦、王枫、勾适生组成南京读书会。以读书会的名义为掩护,从事抗日宣传活动。
读书会定期开展活动,结合时事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等书籍。分析研究时事,了解时局动态,这项工作主要由王昆仑和孙晓村主持。
王昆仑着重在分析敌情、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谋和内部矛盾;孙晓村则定期去上海了解情况,带回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然后在读书会上传达。读书会也开展一些公开活动,如由吴茂荪出面,在新民报上办了《时代认识》副刊,宣传进步思想,共出七八期,后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
1935年8月底,南京读书会在无锡太湖边的万方楼召开秘密会议。上海、无锡、南京读书会的部分骨干会员参加了会议,这是三地进步力量的一次联合行动,对沟通情况,加强合作,共同对敌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是南京读书会正式同中共接触的开始。
会议开了三天,与会人员约30人。会上曹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宣言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意见。
钱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指出当前形势的关键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生死存亡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今后工作方向是贯彻共产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加强合作,共同抗日。
王昆仑陈述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于右任、经享颐等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情况。曹孟君和孙晓村介绍了南京的社会活动情况。会议共商了抗日救国的大计,并决定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救国会,以推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万方楼会议之后,上海、无锡、南京三地抗日救国运动迅速发展。南京读书会举办“冬令讲学会”,向文化界和大学学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每次都是约请各界知名人士作学术讲演,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宣传救国,立法委员陈长蘅、卫挺生,中央大学教授赵兰坪,以及章乃器、钱俊瑞等都作过讲演,每周一次,持续了大约三个月。
“冬令讲学会”为南京的救国运动做了宣传鼓动工作,为救国运动提供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团结影响一些人,壮大革命的力量,瓦解反动派的部分力量,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为南京救国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南京读书会的成员分工负责筹备成立南京各界救国会,按照不同界别分工负责做工作。文化界由狄超白和孙晓村负责;妇女界由曹孟君、胡济邦负责;学生界由薛葆鼎负责;职工界由薛宁人负责。1935年夏末秋初妇女界救国会首先成立。
负责人是曹孟君、季洪、王枫等。随后文化界救国会成立,负责人有孙晓村和狄超白等。学生界救国会亦随之成立,负责人有后文翰、季宗璞、薛葆鼎等。1936年5月,职工界救国会成立,负责人是汪德彰、赵鹏等。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的一件大事。大会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主张。
全国18个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孙晓村以南京救国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大会,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央常委。孙晓村当时正式的身份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财政部赋税司科长。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国会正式成立。成立会是在玄武湖的船上召开的,主要负责人有孙晓村、曹孟君、李庚、薛宁人、狄超白、王枫、千家驹等。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救国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南京救国会兴起援绥运动,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1936年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由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5月又正式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即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组织伪蒙古军。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划王英组织“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后改称“大汉义军”)。
8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协助下,李守信和王英等伪匪军开始侵扰绥远。11月,在日军配合下,李守信、王英等部向绥远大举进攻。驻绥远的爱国将领傅作义部奋起抵抗,全救会随即发表宣言,呼吁“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立刻自动组织起来,参加救国阵线,以全力援助绥远抗战军队。
”(周天度:《救国会》第150 页)。绥远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进行援绥运动,从城市到乡村,各抗日阶级、阶层和团体都尽其所能声援绥远抗战。
1936年冬形成援绥热潮。北平学生募集万件皮衣,各地女校赶制丝棉背心,上海学童捐助买早点的费用,穷苦大众也用微薄之资援助绥远抗战,据统计全国捐款达120余万元。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是抗战形势高涨的一种表现。
在救国会领导下,南京救国会并通过冯玉祥,推动国民党上层人士张继、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11月上旬南京举行各界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大会,“这次大会是南京救国会与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进步分子如王昆仑、张西曼、许宝驹等同志共同筹备的,还得到冯玉祥、孙科、梁寒操、居正、覃振的支持,大会在南京中央饭店大厅举行,推国民党元老张继为主席并讲话,许多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来参加。
大会通过了支援绥远的电文,并在会后进行募捐”(孙晓村:《关于救国会的一些回忆与认识》,(《孙晓村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因为国民党元老张继做大会主席,国民党特务就不敢破坏会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南京召开这样的大会,公开宣传支援绥远抗日的军民,这是空前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白色恐怖。会后,援绥的衣物钱款由许宝驹等代收。会中孙晓村与曹孟君奔走联系,身份更加暴露。援绥运动有力地支援了绥远抗战。
援绥大会几天后,国民党政府就下了毒手,11月22日逮捕了上海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28日那天,孙晓村与王昆仑、张西曼等在讨论如何营救上海七君子时,得知同日上午曹孟君被捕了,罪名是“赤匪嫌疑”。他们立即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孙晓村是否躲避,二是如何营救曹孟君。
大家认为孙晓村最好不走,因为他在财政部是科长,又是筹备直接税的专门委员,地位比曹孟君高,敌人可能不致下手。营救曹孟君,主要想找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通过冯玉祥去想办法。
随后,孙晓村去通知千家驹和狄超白以防意外。下午4时左右,孙晓村正在内政部开会。有人进会议室通知他:“洛阳来人要与你谈话。”他暗想凶多吉少,因为蒋介石正在洛阳。果然一出去,就有两个带着手枪的特务,向他出示一张逮捕状,罪名是“赤匪嫌疑,危害民国”,孙晓村就这样被捕了。
孙晓村被捕后,被关在宪兵司令部的一个会客室里。第二天,宪兵司令部的一名低级刑审员来审问他,第一句话说:“你要知道阶级斗争是残酷的。”是啊,受剥削、受压迫是惨的、被奴役、做亡国奴是惨的。孙晓村冷冷地回答:“做亡国奴更惨。”刑审员没有想到他还敢对抗。
孙晓村进一步反击,质问道:“我是财政部的一个科长,抓我什么理由?”
刑审员心虚了,没有底气地说:“是洛阳的命令,你是赤匪嫌疑。”
孙晓村追问道:“有何证据?”刑审员被问住了,理屈词穷地说:“这你不能问,我们有根据,你与赤匪有关。”
审判僵住了,不知道是谁在审判谁,这次审判没法进行下去了。随后,孙晓村被关押到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面关押了各式各样的人,两人关在一间牢房里。在看守所里,三天两头要被拉出去提审,审问的内容主要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有哪些党员。
敌人想从他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情况,这等于枉费心机,他怎么能出卖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怎么能把自己的战友推到敌人的屠刀下呢?他说,我不是中共党员,我不知道,我只为抗日救国干救国会的事。
其实,四一二政变后,孙晓村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胡曲园和王兰生,在北京大学支部下的一个小组活动,同组的有千家驹、陈洪进、吴羹梅等人。由于1929年初夏,中共河北省委被叛徒出卖,党员名单被抄去,组织让他立即从中法大学撤离,不能延误,他只得放弃即将完成的大学学业,躲到了杭州。
同他共事多年的王昆仑本身也是共产党员,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是共产党员他应该也是知道的,但他不能卖友求荣,不能丧失气节。审问了很多次,总是这个问题,总是没有结果。
审问不出什么东西,敌人又想出了新的招数,在这牢房里关了两个多星期后,他又被转送到另一间牢房。同牢的一个犯人,有点商人模样,一见面就喊冤枉,一会儿又神秘地对孙晓村耳语,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抓起来了,是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
孙晓村感到这是天大的好事,但又不相信这是真的,不敢表态。他要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后来,那人又同他谈了好几回,他轻描淡写地说不可能吧,仍没表态。其时正是西安事变。后来回想起来,当初他如果拍手叫好,可能会被那人出卖,也许会被拉出去枪毙。敌人见从他嘴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把他关在那里,既不理睬,也不提审了。
在牢中,其中一件事让孙晓村记忆深刻。 1937年初,有个女青年被抓进来后,高声痛骂国民党反动派,高唱国际歌。看守为阻止她唱歌,把泥土塞进她的口里,她吐出后继续唱,看守们就毒打她,直到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失去知觉后才住手。第二天一早就将她押解到南京雨花台处决。孙晓村被关的牢房是进出大门的必经之路,他从门洞里望到了这个姑娘,惨不忍睹。他见此惨景,含泪作诗,以志寄怀:
暗挥热泪哭姑娘,革命未成抱恨亡。
雨花台畔精魄永,抗日史上姓氏香。
悲歌慷慨犹绕耳,就义从容最断肠。
门洞一面成永诀,思君抚已两茫茫。
到了七七事变后,被关在牢里的人都知道抗战爆发了,日本飞机轰轰地从头顶上飞过。看守们采取了更严的防备措施,给“犯人们”戴上手铐。孙晓村抗议说:“我是因救国会主张抗日而被捕,过去倒没上手铐,现在抗日了,反要上手铐,道理何在?”他们不理睬,还是给加了手铐。
从“七君子”入狱,社会各界就积极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等16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对当局震惊很大。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在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1937年9月4日下午,看守把孙晓村叫出去。在一个军法官的办公室,孙晓村看到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坐在那里。军法官讲,“今天彭次长保你出去,我们同意了。但你态度不好,曾散发共产党的文件,判你5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在缓刑的2年里是随时可抓的。”孙晓村就这样被保释了,结束了9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回到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同志中间,以君子和斗士的精神开始了新的抗日救亡斗争。(郑国柱)(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