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黄春明 陈映真: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

陈映真: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 作者:陈映真 时间:2007-6-12 来自: 阅读:人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本文】 第 1 页 陈映真: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 第 2 页 陈映真: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 第 3 页 陈映真: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 );透过少不更事的比利和汤姆的醉酒谵语,揭露越战战场上美军对南越平民瓷意的屠杀而且以杀人数目向酒女们炫耀(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一八六~一八七。

)。 美国侵越战争的不正义性,激起美国青年、市民的反战和平运动。侵略战争使美国社会在和战问题上分裂。酒精使年轻的汤姆想起了他在“旧金山预备营”时,为了执行警卫任务,开枪打死了反战派的嬉皮好友荷西的往事。

黄春明以鲜明生动的形象,对美国战争机器的国家伦理迫使人在白日下杀死好友的悖理,提出了控诉。 而描写美军滥杀越南平民和汤姆在荒谬的国家伦理下杀人的这几页,在叙述、描写、对话上,优美、简捷、生动,而感人极深,是黄春明作品中最好的部分之一。

故事的结束,是被国家战争机器播弄,在战场上失臂致残,九死一生的比利,和沦落在烟花酒馆的妓女菲菲之间,两人受尽权力与社会践踏的弱小者真爱的结合,发出了人的微小的胜利和不可稍侮的抗议。

越战以美国的败北,印支半岛的统一,在一九七○年初结束。终整个六○年代到越战结束,台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冷战意识形态支配下,对越战始终抱持着类似“美国为保卫越南的民主自由制度与生活方式而战”的看法。

世界性反越战、反美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文化和知识风潮,在台湾知识、思想界毫无反应。另一方面,批评越战,在当时的台湾政治上是危险的。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春明的《小寡妇》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重要性(以文学形式优秀地表现出来的政治与思想重要性),至为明显。 《我爱玛莉》 黄春明发表《我爱玛莉》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一九七七年九月,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进入高峰期。

远的不说,彭歌恶名昭著的《不谈人性,何来文学》就发表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余光中抛向乡土文学的血滴子《狼来了!》发表在八月二十日。胡秋原先生批评彭、余的文章《谈“人性”与“乡土”之类》,发表在九月号“中华杂志”;王拓反驳彭歌的文章《拥抱健康的大地》发表在九月十日到十二日的联合报副刊。

在论战中,乡土派认为台湾经济是殖民地经济的主张,被彭歌等人当做小辫子揪着猛打棍子。

而黄春明则以文学的形式,狠狠地讥刺了新殖民地政治经济关系中台湾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荒谬与丑恶。 在殖民地体制下,被殖民者,特别是受到殖民者片面的现代性所蛊惑的殖民地精英,亟思同化于殖民者来改变自己卑下的处境。

用弗·范农的话说,就是要在自己黑色的脸上戴上殖民主子白色的面具。他们全心全力学习和模仿殖民者,而在模仿的过程中,急切地否定、拒绝、唾弃自己的种性、文化和传统,以背弃和否定自己,全心倾慕、谄媚和崇拜殖民者,否定真实的自我。

这些试图以改变自己的肤色(在对黑种民族存在着现实歧视的美国社会,日常中就有黑种儿童拚命想用肥皂洗白自己的肤色,想办法把蜷曲的头发拉直的事)改变命运的被殖民精英阶级,在价值观、生活方式、知识系统和意识形态上唯西方殖民者的马首是瞻,以殖民者的是非、善恶、美丑为自己的是非、善恶与美丑,终于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为落后,丑陋和羞耻。

到了最后,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民族、家族和自己民族、家族所由立的本民族一切传统、文化都使他憎厌,无法忍受。

在四○年代的台湾,由周金波、陈火泉所写的“皇民文学”,就吐露了殖民地精英疯狂同化于殖民者的、尖锐的嘶喊。 然而,归根结底,用尽全力离弃和憎恶自己的父祖和同胞,希望受到殖民者完全的接纳的营为,历史地看来,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

焦虑谄笑的奉承以求乞同化,反而遭来殖民者的更深的鄙视、不齿、厌烦与不安。被殖民者向往同化于殖民者,背弃自己的同胞,但自己的同胞也以敬远和不齿回报,而最后那同化之门依旧冷峻、倨傲地紧紧关闭。

殖民地买办精英乃陷于众叛亲离的孤独。 旧殖民地精英如此,改变策略后的新殖民地诸关系下的精英资产阶级又何尝不如此?《我爱玛莉》以生动的形象说明了台湾新买办阶级的处境。

《我爱玛莉》中的陈顺德,洋名“大卫·陈”,就职于某“台北的外国机关”。随着六○年代以降到外国留学,或在台湾的外国机关、(跨国)公司工作人越来越多,台湾精英知识分子取洋名字就蔚为风潮,致习而为常。

这使人漠然地想起日据殖民地时期四○年代的“创氏改名”(“改姓名”)运动。黄春明在陈顺德改洋名的问题上,做了诙谐辛辣的文章。(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五~二一八。

) 把自民族和家族的名字改为殖民者式的名字,当然是同化的象征。但在汉语汉字环境中,David讹为“大卫”甚至“大胃”。现在流行一时的“后殖民”论述指出,被殖民者在“复制”殖民者的文化、语言时,往往惨入土著文化的“异质”,使殖民者文化走样变质(注:张京媛,“前言”,《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王德威主编,张京缓编,页一七,麦田出版公司,台北,一九九五。

),其此之谓乎!然则“改姓名”确实使陈顺德忘乎所以,丧失自己的认同。

被殖民者被迫用殖民者的语言(名字)表述自己的身份、历史、传统和文化时,被殖民者终至丧失了表述自己独立主体和历史的意识。当别人在生活中以“陈顺德”招呼他,竟已回不过神来。

“通常第一声是听不见,第二声的时候他会在心里想一下;第三声,他会因厌烦而焦急,但仍然装着听不见”(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六。)。终于,他会神情不悦地说,同他一样叫“陈顺德”的人太多了,“好久就没有人叫我陈顺德,(都)叫我大卫”(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六。

)。 黄春明写道,自从改用洋名字,陈顺德“脱胎换骨”,“着实地扎根在”洋机关“工作环境了”。但这彻底的同化并没有使他获得洋老板真正的欢心。

洋人只觉得这个标准买办好使,“有多角性利用价值在”(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一七。)。卫门夫妇在私下始终以猪狗指谓陈顺德(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三三。),并且丝毫不忌讳对陈顺德的嫌恶(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二五。

)。殖民者和力求同化的被殖民者之间,毕竟存在着无法填平的鸿沟。 在黄春明的笔下,陈顺德是典型的洋奴买办。他极尽奴颜媚骨之能力,其目的在使“生活往上跳升”(注:黄春明前揭书,页二三八。),即进一步使生活更加美国化。

他梦想在台北外侨住宅区天母拥有自己的房子;开着一辆二手欧洲轿车。他处心积虑要把即将调回国的洋老板家的洋狗接回家里养,想象着有一天他像在台北的洋人那样,带着狗开着轿车,让洋狗玛莉在车窗外伸出半个头,招摇穿市。

陈顺德留下老板的洋狗,还有一著棋,即一旦老板再调回台湾,洋狗玛莉就是他和洋老板间的粘著剂,继续巩固主仆关系。 黄春明创造了洋狗玛莉,使小说对新殖民主义文化宰制的批判更显生动。

在洋老板卫门家英语环境中养大的洋狗,只能在英语语音下做出反应。只能依殖民者的语言反应的一条狗,由于殖民与被殖民的客观上的主奴关系,使被殖民者的人,也不能不役于殖民者豢养的畜牲。当玛莉情绪不稳,陈顺德必须使用英语轻声细语地抚慰它。

做为家庭生活物资的供应者,陈顺德君临自己的妻小,妻子玉云对陈顺德尤为驯畏。但这样的陈顺德,却对象征着殖民者优越生活的“洋狗”玛莉曲意奉承,而陈顺德一家,对洋狗就尤为畏怖。

洋狗玛莉是陈顺德力求同化于殖民者的手段和进阶。陈顺德越是积极要求同化,就越是以玛莉的情绪、好恶、舒适与否为中心,而将妻儿的价值和地位视若无物。到头来,不是洋狗玛莉统治着包括陈顺德在内的一家人,而是殖民者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殖民者片面的现代性,竟而通过一条狗,役使和宰制着一家人。

在殖民地关系中,被殖民者被剥夺了自己的语言。而殖民者语言和文化的强权统治,使被殖民者噤声失语,无从形成对自己的表述和定位。

不谙英语的玉云,时常遭到丈夫的嘲笑。玉云因为不谙殖民者的语言,莫说在洋人面前,既使在买办阶级丈夫陈顺德、甚至在一条洋狗面前,也噤声失语,无法表述自己、界定自己。而所谓洋犬玛莉,其实不过是土洋杂交的半土狗罢了。

殖民地关系使人变成奴隶,使人和畜牲的价值颠倒。而这极端的矛盾和填倒,终于使玉云觉悟,带着孩子离家而去。 新殖民状况与后殖民状况 黄春明发表在七○年代的上述三篇小说,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提出了“东方(南方)主义”问题;提出了新殖民地下层精英知识分子的矛盾、苦闷和抵抗,提出了“心灵的去殖民化”问题;提出“自我东方主义”的共犯性问题;提出了被殖民者企图“改变自己的肤色”——以积极同化来解决自己卑下处境问题,也提出了殖民地关系中被殖民者因殖民者语言文化的强权统治而失语噤声的问题。

在台湾,这些问题是今之显学“后殖民论”的重要议题,但是一直要等到九○年代,才由一些只会跟着西方学园的议题和本子说话的学者开始议论,但也似乎还没有人以后殖民论,结合台湾的具体条件,去论说春明的这几篇小说。

实则,早在五○年代、六○年代,在蓬勃于当时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早就有相应于运动的新殖民主义批判。范农、恩克鲁马、毛泽东、卡斯特罗……都对新殖民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支配做过深刻的分析。

但在六○年代到七○年代,台湾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界,对于当时以美国霸权为主的世界冷战秩序,一般地只高唱反共民主的赞歌。提出反殖民批判者,除了七○年代乡土派的批评家,绝无仅有。

但从台湾文学史看来,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一九六七年,陈映真发表了嘲讽紧跟美国学园的议题学舌的台湾知识圈的《唐倩的喜剧》;同年,发表批评越战的《六月里的玫瑰花》。

一九七二年,黄春明发表《苹果的滋味》,写新殖民关系下都市贫民的悲喜剧;一九七三年,黄春明发表《莎哟娜啦·再见》,同年,王祯和发表《小林来台北》,写一个来自贫困乡下,一头钻进一家跨国性航空公司的青年的眼睛所看到的假洋人的世界。

一九七四年,黄春明发表《小寡妇》;七七年,发表《我爱玛莉》。一九七八年,陈映真发表《贺大哥》,继续诊察美国侵越战争的精神病灶。同年和次年,发表探索台湾跨国企业下的人和文化处境的《夜行货车》和《云》。

一九八一年,王祯和发表尖锐批判台湾新殖民地精英知识分子群的《美人图》。一九八二,陈映真发表批评跨国公司的《万商帝君》。一九八四年,王祯和发表《玫瑰玫瑰我爱你》,和黄春明前此十年发表的《小寡妇》异曲同工地批判了台湾买办性精英知识分子出卖灵魂的历程。

这是个文学创作所呈现的思想远远超前于同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思维的时代。文学家从具体的社会生活的实践,即具体、客观的新殖民地社会生活中认识了新殖民地诸关系的本质。

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却在新殖民主义西方的文化、知识、论述和意识形态中酣睡,在一时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中,脱离生活,喁喁独语。 今天的“后殖民主义批判”,基本上是揭发西方(北方)怎样通过其知识、文化、语言和论述体系控制东方(南方),维持西方的知识和文化霸权,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殖民主义的议论。

但是后殖民批评对具体的、至今活生生存在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性质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构造了无兴趣。

而台湾的追随者更是如此。他们对台湾经济史、社会史毫无知识;对战后台湾资本主义依附的·半边陲化的过程也缺乏兴趣。他们对殖民主义或殖民地社会的社会科学的界定也没有起码的认识。

因此,有不少的学者凭空想象着一个自古就独立存在,一个自古就生养盈岛的“台湾人民”,在历史上受到荷兰、明郑、清朝、日本和(国民党)中国的“殖民统治”。但他们不知道荷兰人据台前历代来台打渔生活的少数汉人外,一六四○年迄一六六一年间,荷兰人在中国东南沿海招来前后合计只有三万人上下的贫困农民来台垦殖。

当时汉人基本上也还不曾形成稳定、定居的社会。在荷兰人官书上,这些农民称为“中国人”,只有当时在荷人治下的六万余原住民(总数约十二万人),才登录为荷兰“国民”。

被荷兰人殖民统治的今日意义上的“台湾人民”,在当时并不存在。荷兰统治的是在台湾的中国贫困农民。 明郑据台,台湾初有豪族封建土地关系。立典章制度,施文教,在台汉人的社会初初形成。

但明郑在台二十一年间,至郑氏政权末年,汉族人口多达十万余人。这当然主要是郑氏军队、豪族、部将和相继渡台的大陆移民造成的移民性人口增长。明郑并不是对既有“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而是对于它自己带来的大陆汉族移民进行以“郑氏皇族→文武官僚、部曲、宗室、地主士绅、海商→军垦佃农、佃农、渔夫、手工业者、雇工和原住民”为阶级构造的豪族封建性的阶级统治。

从一六八三年到一八一○年代的清代前期,台湾的人口快速增长到近一九○万人,这快速而年龄、性别构造不平的人口增长,当然也是移民性人口增长,是以大陆“中国人”移民形成的社会。

清代台湾一直是汉族拓殖的社会,不存在异民族间的“殖民统治”。

鸦片战争,台湾进入定居型社会,却也与中国社会同时沦为西方现代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性和中国半封建社会,而台湾社会同全中国一样,受到清王朝半封建社会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的统治。 马关割台后,台湾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总过程中被割让而沦为现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殆无疑议。

但光复后的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间,因复归旧中国而社会性质一变,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部分。一九五○年以后,因为在世界冷战体制下,在“对美援及对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展构造性定型过程中,台湾经济也必然地确立了对美日依赖体制。

而此一依赖,与冷战体制下的军事、政治依赖同时决定性地影响了台湾的政治经济。同时美日对台湾‘新殖民地主义支配’也因而成为现实”(注: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页三五○~三五一。

)。正如本文开端的政治经济分析所扼要指出的那样,“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性质的台湾社会的外来支配者,从社会科学上看,不是国民党政权,而是美日独占资本。

台湾当局充其量也无非是美日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罢了。 其次,还要简单地说一说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有前资本主义时代扩大疆土,在政治上直接统治,经济上敛收苛税的收夺的古典的封建殖民主义,元帝国对外族的征伐类之。

但殖民主义主要的是指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这又分十六、七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以资源和劳动的掠夺与贸易为主的“旧式殖民主义”,和十九世纪中叶后由独占化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对外输出资本,占夺殖民地,取其原料,倾销其工业产品的“现代殖民主义”。

二战以后有新式帝国主义,前文已见分析。另有学者为了区分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主义,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两种殖民主义通称“帝国主义”,而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帝国主义,称为 “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

准此,前资本主义漫长封建社会阶段的中国对台湾拓殖,不存在“殖民统治”问题,但当然不能否认对台湾原住民原始社会而言,确实存在着汉族对原住民族施加“殖民统治”的问题。

如何清理这民族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是严肃的课题。明代中后,中国东南沿海也存在过幼稚期的海上武装贸易集团。但在老大、封建土地资本厚实的中国社会,远远尚未形成强大的贸易商人资产阶级,在王室支持下,发展海上舰队,对外扩张,掠夺资源奇货和奴隶劳动,建立商业资本的庞大帝国。

而终清朝之世,中国是一个晚期封建社会,在鸦片战后为帝国主义豆剖瓜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东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余的武装集团,根本谈不上“独占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对台湾“殖民统治”。至于一九五○年后台湾新殖民主义的支配者是美日独占资本,已见前论。

说到中国大陆,在社会性质上,自称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单就眼前而言,资本是从台湾向大陆输出,而不是相反;经济剩余是从大陆大量流向台湾,而不是相反。

“明郑、清朝、中国对台殖民论”的虚构,其荒谬乃尔! 从这错误的历史认识和政治经济学上的误谬出发,有一些学者生硬套用后殖民论的教条,强调“台湾文化自古以来呈跨文化杂烩特质”,并且把中国普通话和闽南系、客家系语言对立起来,主张“为了真正摆脱被殖民梦魇”,建设“揉合了国语、福佬话、日语、英语、客家话及其他所有流行于台湾社会的语文”(注:例如邱贵芬,《“发现台湾”——建构台湾后殖民论述》,收注(39)所揭书,页一六九~一七七。

)…… 荷兰治台,只以台南及周近点状地点为基地,统治台湾只有三十八年左右。其间,荷人开医院、设小学教荷语、强制传布基督教,有全村全部落归教者。但荷人离开后,一切烟消云散,令人甚至很难找到荷据时基督教传布及荷兰文化的痕迹。

至于荷语在台湾话中的残留,尤无迹痕。日人治台五十年,只有最近因政治上的特殊倾向,皇民一代一时在政治、社会上抬头;一时在反华脱华运动中还魂。台湾说写英语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率微乎其微,谈不上深入台湾文化、语言生活的肌里,人所共知。

但从全体论,台湾的殖民文化影响,较之被殖民化长达一、两百、三百多年的中近东、南亚、中南美社会的西方语言、文化残余者,不可同日而语。

所谓福佬语、客家语,皆为中国的中古汉语,它不但同属汉语,不但在台湾活着,还在我国闽、粤两省,在东南亚和北美华人社会中继续使用,但在历史悠久、文化厚实的中国文字以普通话为中心的统一性上共存。把台湾社会与因殖民者异族语言、文化长达数世纪的统治,方言杂多,没有机会建设民族共同语的其他第三世界的 “后殖民社会”(post-colonial society,但其“后殖民”概念与“东方主义”论者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相提并论,就不免于错误百出。

六○年代末到八○年代初的台湾文学,在台湾新殖民地·边陲资本主义的社会诸关系中,做为生活实践,表现了台湾社会和生活中存在的矛盾与本质——新殖民主义·边陲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本质,以形象的思维,杰出的小说艺术形式,表现了出来,弥补了同一时期只顾沉浸在冷战的、保守自由主义思维中的哲学、社会科学、文艺批评界的空白。

在这一方面,小说家黄春明做出了思想上重要、艺术上杰出的贡献。

半生不熟的今日在台湾的后殖民论,遮蔽了台湾社会史中的殖民化历程的本质,湮灭了当前美日新殖民主义对台湾社会的支配构造及其所造成的重大矛盾。而没有台湾社会经济史论、没有新殖民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台湾战后资本主义性质论的台湾当前的后殖民批评本身的后殖民性,则等待着深入的分析和批评。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