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王安忆 黄文倩|茹志鹃、陈映真与王安忆的渊源与文学影

茹志鹃(1925-1998)是王安忆的母亲,从世代上来说,是王安忆的代表作<叔叔的故事>(1990年)笔下中的「叔叔」辈,他们大致出生于二○年代至三○年代初,受过最后阶段的五四运动以降的洗礼,但面对的是更严峻的中国乡土的困顿,和列强侵略的现实,也因此跟许多五四知识分子中晚年的转向一样,他们都陆续走上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路,并参与了五○年代初社会主义初阶段的相对康健、多元的社会建设和稳定状况。

然而,五○年代中起的各式政治斗争(如反右)和接续而来的政治运动和基层社会运动(如大跃进、文革等),他们的命运也受到严重的波及。因此,尽管茹志鹃一生并未被打成「右派」(但茹志鹃的先生王啸平则有被打成右派,其原籍新加坡),她在「反右」运动后一样仍能创作并受好评,甚至在六○年代中(1965年)与老舍等人代表中国作家出访日本,对共产党始终忠诚,但从她日后在改革开放的情势下第一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年)来看,她对于共产党一路的「社会主义」实践,各阶段有各阶段的实事求是的历史理解,也并非完全没有非议。

茹志鹃在新中国建国后,才开始正式走向写作之路,但不同于五○年代中起,日益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5],茹志鹃展现出来的创作实践结果,跟她早年的文学渊源密切相关。一方面来自于她自底层出发的丰富人生经验。

二方面来自于她早年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红楼梦》等作品的影响。三方面则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家作品的刺激。她出身弱势底层,三岁丧母,自幼随祖母做手工糊口。十一岁在上海私立普志小学念过一年书。

十三岁祖母去世,进过上海「以马内利」孤儿院、上海妇女补习学校、上海清心圣经学校等。1942年读初中三年级,1943年初中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半年,该年冬天参加新四军,后来便一直在苏中军区和华中、华东军区文工团工作,创作过获奖作品话剧《不拿枪的战士》等。

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半年,按时转正后即成为正式党员。1950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1955年从部队转业到上海作协分会《文艺月报》任编辑,后任小说组副组长、组长。

[6]这些人生征途、年少也贱的生活困顿和军旅经验等,都提供给茹志鹃后来创作时丰富有张力的题材,也让茹志鹃一开始,就能在一种具体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流变的条件下,来认识与理解事物风貌和人性的复杂。

其二,据茹志鹃的相关自述指出,《红楼梦》是影响茹志鹃写作最深远的一部书,她曾说:「《红楼梦》我看了九遍,里边大部分的诗词我都能够背出来。」[7]她作品(特别是早年)中的纤细感情、用字词之讲究、气质之温婉,也就极相异于新中国建国后所大力提倡的大叙事和大感情的倾向。

然而,茹志鹃的写作基调,仍然有着极自觉回对中国乡土及现实问题的立场,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他们的文工团,曾住在一个人都跑光了的工商地主家里,她在那里发现并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书籍,包括罗曼罗兰、梅里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作品后,却仍说:「我却没有去向往那些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更没有想去扮演那些罗曼谛克故事中的主角,我还是面对我的现实,中国的现实,去做该我做的一切。

要说这些书对我没产生一点影响吧,我几乎染上了书中人物的那种细腻的感情。」[8]。

在经典的文学渊源的滋养与条件下,一九五○年代中起,茹志鹃开始以《百合花》(1958年)、《静静的产院》(1960年)等,融合了纤细感情和充满现实小细节之作,从当时讲求大叙事作品的隙缝脱颖而出,扬名中国文坛。

并受到茅盾等文坛前辈的赞誉与肯定。改革开放后她已过知天命之年,进入了她的人生与创作的晚期,却仍然率先引入现代派技法来进行创作,实验成果:《剪辑错了的故事》(1979年),也曾被聂华苓誉为「中国大陆小说在技巧上的突破」。

在主题与内涵上,联系上了共产党从早年革命理想到日后教条化的过程,真诚与视野甚高; 《草原上的小路》(1979年),则揭示了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期间,尽管确实有被压迫者之间能存在着相濡以沫的质量,但改革开放的再解放后,人与人之间仍有高下、身段上的心理情结,体现了茹对中国人性弱点的理解,并非完全能透过数十年间的「改造」即脱胎换骨。

凡此种种,均使茹志鹃成为名符其实的大陆当代早期的代表作家之一。

1983年,她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前,原已撰写了其第一部自传体中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又在此次美国经验的影响下,作出了第二部同名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大纲及初稿,但一直到2005年,才由王安忆整理其遗作时将其再度发表,这两部自传从今天来看,文学价值或许不高,但确实是茹志鹃晚年仍坚持中国的左翼理想,坚持给历史留下一份小知识分子为何要加入共产党参与革命的一种见证与文献。

基于这样的出身与创作道路,茹志鹃与陈映真在爱荷华结识时,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尽管陈映真由于深受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牢狱之灾,而当年仍处在台湾戒严的历史期间,也无法像早年即在美国的陈若曦般,因一种抽象信念上对文化大革命及社会主义的向往即「投奔祖国」,亲身体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异化。

但他的左翼视野与主要核心观点,跟茹志鹃这一代的观念与信念,有非常一致/重迭之处[9]。所以,正如聂华苓所说的:「陈映真和他祖国的作家相聚,正是他多年想往的一天。

……他们好像久别的家人,一见面就谈个不停,彼此好奇,彼此关怀。」[10]而本来写作视野与见识就相当宽广的茹志鹃,在看过陈映真的一些早期作品后也深表肯定,根据《母女漫游美利坚》日记,她曾提到阅读过陈映真的一些作品,例如:《云》,茹志鹃对此作的评价是:「是一个使命感极强的作家。

他的眼光,不谓不远,不谓不深,不谓不透。这是他对台湾那个社会制度下,各国跨国公司纷纷挤进台湾这个消费市场、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看法。」[11]她也特别肯定<夜行货车>、<第一件差事>等作。

茹志鹃为什么那么肯定陈映真的这些作品?自然并非出自文字、文学技巧、甚至纤细审美感受上的欣赏(当然以茹志鹃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她完全可以直觉掌握到这方面的层次与美),而是主要因为两人共同的左翼理想,对于跨国企业以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经济优势,压迫相对弱势的第三世界小知识分子与劳工,有高度的同理心。

事实上,早在茹志鹃1965年出访日本时,尽管当年就见识到日本的富裕,肯定日本的善良、勇敢与多礼的那一面,但茹志鹃对于日本作家的命运---作品难免被商品化,也还是表达了遗憾[12]。

在相近的世界观的基础上,茹志鹃在1983年即认为,对大陆而言,专门研究台湾作家的作品非常需要(更精确的说,她指的应是研究像陈映真这样的作家)。

当然,茹志鹃对陈映真的某些文学观、乡土观在认同之余,也有一些意见上的「补充」,例如她曾举陈映真谈吴晟的乡-土作品的说法,补充说:「我们希望农村里保持古老的纯朴、耿直,但同时也要改变那种每天把太阳从东背到西的劳作。

牧童横笛牛背的风光,是一去不复返了。」[13]茹志鹃会有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根据自身的中国乡土经验而发,毕竟,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村改革,诚如极具代表性的柳青《创业史》所提示给后世的:正是为了克服自古以来的小农(或说以个体户为主体的农耕方式)的限制,而改以一种集体合作化的方式,综合有限的生产器具,来解决中国广大的耕种面积等问题,从政治的功能来说,也较能达到组织及动员的目的。

换句话说,中国地广人众,田园式的农村乌托邦虽然在理论或信念上,自古以来即为文人骚客所倾慕,但对于在八○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特别是内陆地区),总人口比例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仍是需要优先发展基础生活条件的农民来说,文人式的农村,自给自足的田园乌托邦,实不具备短期可操作与可实践的现实条件。

然而,明显受限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创作而非理论的性质,以及较具生活日常化的交谊方式,两人之间较有辩证意义及深度的对话并不多,偶有些幽微处,也并非在一种很理性与自觉的状况下出现,但不能说不重要。例如,聂华苓曾记录过一段细节,有一回他们从五月花公寓走回上山聂华苓的家聊天,聂华苓告诉茹志鹃,她的父亲正是在1936年正月初三被红军杀死,还尸首不全。

陈映真听之,对茹志鹃说:贵党实在太残忍了。但茹志鹃马上响应:那时就是那样的。

而她当年是什么命运—正要被自己的姑母送去尼姑庵当尼姑。[14]在这里,两个人的话中,有很多缝隙与沉默,我目前的理解是:中国当时的现实确实太过艰难,国共斗争、内忧外患、二元对立难以避免,同时,再加上底层及农民,实为彼时中国人口状况的主体,近百年来内忧外患,已导致了巨大的民族与阶级矛盾,不进行战争,或仅仅采用和平、不抗争主义的实践方式,实无法解决当时中国内外的现实问题。

陈映真以其左翼的立场,自然不难理解茹志鹃的意思,而他所说的「贵党实在太残忍了」,也应该指涉的是一种历史事实,而非他对共产党的价值或道德的评价。

另一方面,陈映真和王安忆对中国大陆和社会主义观点,就有更明显的差异。1983年的王安忆年仅29岁,虽然曾作为知青下乡,虽然她的父母亲都相当支持共产党(王的父亲王啸平虽然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但他五○年代初即是以新加坡华侨的身份,自己选择回归祖国服务,对中国有相当赤诚)。

但在1954年出生,成长阶段已经开始见识与意识到社会主义教条化限制的王安忆,与其说早年的她深受父母亲影响,不如说还是被自己的切身经验及认识能力所决定。

特别是,又受到八○年代起,刚传进中国内部的自由、个人等西化的价值观所渗透。初次赴美,见识到美国式的生活与富裕,更让1983年的王安忆在对照下,觉得中国大陆的社会缺点更形明显。当然,王安忆以其作家的真诚(那之前的王安忆,1981、82年已经发表过重要且知名的代表作:<本次列车终点>和<流逝>,后来<本次列车终点>还被陈映真推荐到台湾1984年的《文季》发表),对自己当时有限见识也并不避讳与藏拙,所以在爱荷华,众人均看得出来,王安忆与茹志鹃的立场和观点差异很大,聂华苓就观察到:「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在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正如她们的创作,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王安忆对母亲常持反对态度。母亲对她永远微笑着。」[15]

基本上,1983年的王安忆,对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的非议点大致是在于:一、中国当时的物质条件不够,二、欠缺个性,三、有强迫的倾向。[16]那时候的王安忆,根本上就觉得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观很落伍,她使用着八○年代初期传进中国的各种西方个人观念和初学理论的碎片,跟陈映真有过些许的争执。

她采用一种个人式的经验,批评陈映真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过于理想和抽象,陈映真则是对于王安忆表述背后预设的个人主义式的立场,不能认同(当然,是不是个人主义就一定跟社会主义对立,两人当时也没有进一步的讨论,这或许也并非他们当年能讨论的问题)。

王日后在散文<乌托邦诗篇>回顾起来在美和陈映真的互动,这一段说话很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