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王陵基 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被俘记(下)
王陵基回到成都,胡宗南已先行逃走,所部交第五兵团司令李文指挥向西昌方面撤退。此时王陵基状极狼狈,即与西昌警备总司令贺国光通电话,王怒责胡宗南弃职一逃了事,贺对胡亦深为不满。
当即找到西川电政管理局长挂接台北电话,由俞济时代蒋介石接听。王向蒋介石告了胡宗南擅弃职守一状,接着诉说局势如此,无能为力,要求蒋派一架战斗机来接。俞停话向蒋请示,允如所请。因为当时成都机场已经停止飞行,决定在凤凰山机场跑道铺设白布作为降落标记。
通话毕,王当即派人在凤凰山机场守候。 22日拂晓,王陵基估计飞机无望,决定再次到新津找李文。
在双流县政府休息时,县长缪向辰说新津方面胡宗南部与解放军炮战激烈,又见胡宗南部溃退下来的伤兵不少,王陵基知情况紧急,准备就地逃走,找当地人士彭润之来县府商议(王早年任川军团长时,彭润之任上校军械处长,系旧川军第三师同事)。
彭简单谈了一些必要时逃走的方向。王陵基又访驻双流县城的胡宗南部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目的在了解一下情况。该兵团正准备撤走,但李振办公室内的壁上军用地图尚未取下。李寒喧两句后说:“这个仗已经不能打了!
”指着地图说乐山主面解放军有八个军,仗不能打只有回成都。接着又说胡宗南个人走了,胡把他的部队分割使用,弄得仅能指挥两团人,言时愤愤不已。王陵基在这种情况下,话不能再谈下去,就起身告辞。
抵达新津,不敢进城,坐一辆卡车,因部队密集无法通过,乃弃车步行,傍晚才到渡河去羊场的岸边。胡宗南部队的车辆马匹争先渡河,仅有一二支木船,在河边候至深夜仍无法上去,只好在渡口边一农家休息。
这是一间用包谷杆夹的小屋,主人因逃兵劫避走,室内除一张破床外,空无一物,王陵基叹息这家人太穷了!一天疲乏,大家只好挤在一起养养神,并商定次日天一破晓便抢先渡河。次日渡河车辆马匹渐少,过渡后,在羊场准备买点饭吃,因新津胡宗南残部撤退下来,来不及吃饭,胡乱吃一点食物,即沿邛崃公路奔去。
不多时刻,胡宗南部六十九军军长胡长青由一簇卫兵跟随逃来,胡见王陵基,即让马给王骑,还告知李文兵团分三路行进,李文走中路,经邛崃县属五面山趋蒲江县属西来场(五面山距西来场约十华里),第三军军长兼成都防卫司令盛文在左翼经寿安镇奔蒲江会合,胡长青沿公路向邛崃,总的逃窜目标是雅安。
王陵基得知情况后,决定先单骑会见李文。此时沿公路逃窜的胡宗南部,尽量将车辆焚毁,遗弃的炮车、卡车、吉普车触目皆是。
王陵基在不远的一个三岔路口见着李文,决定同李文一起走中路。24日晨,王陵基一行到五面山,李文的司令部设在当地的徐姓农家,徐家兄弟合住一个土墙围着的大院,进门右侧有一个碉楼,李文和他的参谋长吴某住在碉楼上。
王陵基一行被安置在右侧墙外一间房内,李文的特务团也住在那里。深夜,解放军枪炮声又密集震耳,李文通知王陵基等临时进入院内,在一间屋子地上铺了一些稻草休息。
王陵基叹息说:“这便是寄人篱下的滋味。” 24日早晨,枪炮声转入稀疏。李文认为官兵无粮,无力再战,为今之计只有投降一途。
王陵基看见胡宗南这个“王牌军”不过如此,频频摇头不已。开始,李文部属对向解放军投降还不清楚,下午李文打出白旗无条件投降,消息终于迅速传开。特务团长向王陵基表示,他本人不会出卖他,但怕下面会出来指认。傍晚时分,王陵基决定单独逃命,先叫背黄金的卫士将黄金投入附近水井内,然后示意同行自谋去路。王换上便服,将平日墨镜带上,与同行凄然作别后,独自逃往乐山、宜宾。
3、第三次撤退改姓更名终被捉
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成都解放,但王陵基却下落不明。 1950年2月6日上午,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孙仲远接得南溪县公安局长陈贤仁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说:“永利轮船从宜宾开下,已过南溪,船上藏有战犯宋希濂。
其人50多岁,头戴绒线帽,身穿蓝色长袍,戴眼镜,脚穿鸡婆鞋(棉鞋)。请严加检查,勿使其漏网。
”孙仲远接完电话,立即向县委汇报,并马上召集公安干警作紧急布置。不久,又得宜宾专区军管会电话说:“永利轮船上的战犯是王陵基,不是宋希濂,其特征如前。” 江安是四川南部的一个县,县城滨临长江南岸,上距专区所在地宜宾96公里,下至川南行政公署所在地泸州60公里,顺江东下可直达重庆、武汉、上海,如让王陵基滑过江安,混入大城市就麻烦了。
孙仲远局长的布置是:将公安队分为三个小队,一小队由队长倪慎民率领去上游的牛角坝沙嘴上;二小队由指导员王其栋率领居中,在轮船码头附近;三小队由副队长杜明仁率领,去下游龙门口。
任务都是招呼通知永利轮停靠,如不听招呼,即由第三队鸣枪示警,强令其靠岸。
为防止万一,同时用电话通知下游的纳溪县和泸县公安局,请他们作好准备,如江安没有拦住,请他们继续拦截检查。 布置到位后,就见永利轮从上游南溪方向急速开来。
一小队战士即大声喊话,喝令其停靠,但该轮不予理睬,仍靠北岸急驶;二小队用旗语通知傍靠,其仍不置理。此时,三个小队均鸣枪示警。龙门口的机枪打得江心水花四溅,永利轮才被迫转头向南,在码头上停靠。
永利轮刚刚靠岸,孙仲远即率干警数人上船,先向乘客们说明有特殊任务,需要进行检查,请大家不要惊慌,同公安人员合作。全船一片肃静,鸦雀无声。干警们按前述特征,查出50岁左右的嫌疑者40多人,为防止遗漏又叫乘客们通通下船,再在码头上一个一个地辨认。
最后将嫌疑重大者8人带到公安局讯问,其余乘客仍回船休息,永利轮暂时停开,在江安过夜,于次日放行。 带到公安局的人由孙仲远亲自逐一询问,曾经见过王陵基一面的公安员梁明光协助。
其中发现一人鼻梁上有架过眼镜的痕迹,问他的情况,他说:“我叫戴正名,开县人,做盐巴和花纱生意。”梁明光问:“你是开县人,为什么操乐山口音?”此人无言以对。
随即搜其身,除轮船票和10多万元人民币(旧币),别无他物。孙仲远问:“你姓王吧?”那人把头略一抬,似乎有点吃惊,遂又故作镇静,他视无言。孙又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王陵基?”那人迟疑了一下,说:“王陵基早飞台湾了,我不是王陵基。
”这一回答恰恰露了破绽,一个商人怎么知道王陵基已飞台湾了呢? 为了进一步证实,孙仲远立即找一些江安同志问城里还有谁认识王陵基。
有人说:有个旧时的水上巡官姓缪,受训时见过王陵基,可能认得;有人说:曾举才是省参议员,开会时王要作报告或讲话,可能认得;还有人说:金叔衡是王的老部下,当过他的参谋,因不顺王而丢了官,可能愿意辨认。
大家遂急速分头通知这几个人。曾举才拒绝前来,缪某看后说有点像,但拿不准。金叔衡辨认前说:“我看后如不像,我口说不是,但点头;如果像,我也讲不是,但摇头。
”大家如是约好。金叔衡见了“戴正名”后,一边说不是,一边摇了摇头,当“戴正名”被问及:“你还认识你这个金叔衡老部下吗?”只见他细眯着的眼睛忽然睁得老大,狠狠地瞪了金叔衡一眼,随即把头低下,再也不抬起来了。
金叔衡毕竟离开王已十多年,为慎重起见,他又提供一条线索:“王陵基是高度近视,不戴眼镜走起路来一高一低的。”于是,孙仲远让“戴正名”在大院里走了一圈,果然是高一步低一步的。虽然如此,大家仍不敢拿走路姿态来最后判定。
金又建议:“叫他写字,王陵基的笔迹我认得。”孙又叫“戴正名”用毛笔写了“我叫戴正名,开县人,做盐巴和花纱生意,这次从宜宾下来”一段话。金叔衡看了肯定地说:“这是王陵基的笔迹无疑。
”这个战争罪犯终于落网了。此事排精干的公安战士,当日专船将王陵基押送泸州,同时归案的还有王的随行副官戈若梁、张鹏翔二人。原来,王陵基1949年12月25日那天经丹棱、洪雅、夹江、乐山等县,辗转逃到宜宾,找到他的儿女亲家、合众轮船公司经理杨某,要杨设法帮助他乘船东下,俟机逃往台湾。
杨以殊礼相待,腾出僻静单房让其居住,一日三餐供以上等饭菜,并让其保姆(姓名不详)送至房内单食,引起这位保姆怀疑。2月6日,杨安排王陵基搭上去泸州的直航船永利轮。“客人”走后,这位保姆立即向专区公安处报告,只是说这个人胖胖的,戴眼镜,50多岁,像是个大官。公安处先是误断为宋希濂,并通知了南溪;专区军管会得消息后,才断定为王陵基,并通知江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