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汉怎么了 (揭秘)1949年 昆明起义前卢汉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

讲武堂毕业后,两人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1925年,龙云任第五军军长,卢汉任第七旅旅长。1927年8月13日,龙云正式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随即,他重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从此开始了统治云南十八年的历程。

在随后的两年中,为了统一云南,卢汉为龙云立了大功。龙云在云南统治地位确立后,卢汉成了龙云的可靠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位实权拥有者。

从1928年开始,卢汉担任省政府财政厅长。其时云南财政极端拮据,滇币币值低落,税收征不上来,军费没有着落,直接威胁着龙云的统治。卢汉就任后,坚持革新,凭借军威,整理财政,为龙云统治云南解决了财政危机。

1930年春,卢汉因带兵进入广西作战,辞去了财政厅长的兼职,但由于他以枪杆子为后盾整理了财政,也为后任的财政厅长打好了工作基础。

1931年2月,卢汉被委以全省团务督办,保留省政府委员。他虽然没有控制实际兵权,但龙云对云南的军政大事还是常征询表弟的意见。当时省内向法国、比利时等国购买武器等,都由卢汉出面。

据卢汉女儿卢国梅回忆,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这个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间,卢汉不但帮助龙云处理省财政一些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为龙云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

卢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龙云抗日态度非常坚决,提出“滇省将尽地方之人力物力”抗日救国。9月9日,滇军20万人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由卢汉任军长,出征抗日。

著名的血战台儿庄战役中,卢汉带领的滇军参加了最惨烈的禹王山攻防战。徐州会战以后,滇军名声大振。后来,六十军改编为第三十军团,接着再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

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北部,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委派卢汉为滇南作战军司令,调回一部分滇军防守中越边境。抗日战争胜利前的五年里,卢汉没让日本人越雷池一步,并于抗战后期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命令滇军进入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并给龙云许诺:滇军完成受降仪式后马上回云南。1945年9月28日,卢汉以受降主官的身份,向日军投降代表下达了汉字第一号训令。

滇军入越后,蒋介石马上变脸,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1945年10月3日,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下令第五军采取军事行动,控制了除五华山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地区,下令撤销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龙云被迫同意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5年12月1日,卢汉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成为新一代“云南王”。卢汉接任云南省主席的第一天,昆明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卢汉在主观上同情学生运动,也借机赶走了蒋介石派来的李宗黄。

此时的卢汉以地方实力派的心态,力求壮大自己的实力。他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亲自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

据卢国梅讲,蒋介石也查觉到了卢汉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态度,对他一直怀有戒心。

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解放战争局势的不断变化,中共的争取和感召,以及蒋介石的排除异己,卢汉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于是卢、蒋之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1949年云南发生的“九九整肃”,就是卢、蒋之间矛盾、斗争的重要表现之一。这场斗争是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最后的较量。

卢汉(右二)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上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南京。形势发展之快,出乎卢汉意料,他深感云南的解放也为期不远了。一方面,卢汉积极寻找与中共地下党的联系,加强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联络,派人到香港、北平与中共领导机关联系;另一方面,还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

除此之外,还开展了对国民党政府反压制的斗争,如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团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香港报纸登出了“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震惊了各方面人士。撤逃到广州的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主张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企图把云南纳入桂系范围;蒋介石深恐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从台湾飞往重庆,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召集川、康、滇、黔等省主席到重庆会晤。

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都到了重庆,惟有云南省主席卢汉未到。

蒋介石急如星火,卢汉则顾虑重重,深怕到重庆后遭到扣留,因而忐忑不安,举棋不定。直到8月29日卢汉仍称故不去,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往昆明,催促卢汉启程。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长官张群又打来电话,希望卢汉以“党国为重”,并担保来去安全。卢汉仍然下不了决心。

8月30日晚,国民党第26军军长余程万,以欢迎俞济时为名,邀请卢汉赴宴,拟在宴会上绑架卢汉,连夜挟持飞往重庆。为此,余程万派兵把守,戒备森严。卢汉早有戒心,见余程万催他赴宴紧急,就警惕起来,称病拒绝赴宴,随即在家中召集心腹讨论对策。

大家一时没了主意,蒋介石那里又不能不有所回应,于是派省府委员杨文清、秘书长朱丽东作为代表,于8月31日随俞济时飞重庆复命。但是,蒋介石仍坚持卢汉必须到会,并表示如果卢汉不放心,他可以让儿子蒋经国到昆明作人质。

1949年4月21日的南京解放,令卢汉深感云南的解放也为期不远了

9月3日,俞济时与西南行政公署副长官萧教肃再度来昆明催促卢汉,张群也打电话来进行威胁,说国民党有3个军向云南进逼,桂系亦有派兵入滇之势,造成昆明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卢汉经过紧张的思想斗争,考虑到云南地方实力不是国民党嫡系及桂系的对手,况且人民解放军还远在湘鄂一带,一旦发生事故,难以策应,于是决定冒险前往重庆。

临行前,卢汉与民政厅长安恩溥、旅长龙泽汇及杨文清等心腹商议,万一到重庆被蒋介石扣留不能回来,就插上红旗,宣布起义。

军事方面由龙泽汇负责,政务方面由安恩溥负责,修筑工事,准备战斗。并约定卢汉到重庆后发电报回云南的暗号,单日来电署名用“卢”字,双日来电用“汉”,如暗号不符,就说明出了问题,可立刻采取行动。

9月6日,卢汉率朱丽东及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裴存藩飞往重庆,出发时贴出了“本主席舍身为民赴渝”的安民告示。

出乎意料,卢汉到达重庆机场时,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张群、黄少谷、蒋经国等军政要员都到机场迎接,然后将他送往重庆山洞林园别墅,与蒋介石密谈。

蒋介石满面欢喜,盛情款待。卢汉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也乘机施展手腕,表示在国事艰危的时候,应当同舟共济,不能互相倾轧,说得痛心疾首,声泪俱下。他这一番表演,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双方讨价还价地密谈了两个昼夜,蒋介石同意卢汉把云南的保安团扩充为两个军,作为反共武力,发给100万银元的军费,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陆续补充,并同意任命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拨归卢汉指挥。

但交换条件是,要求卢汉服从中央,执行“戡乱救国”,回昆明后进行“整肃”,取消云南省参议会,逮捕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杨杰、杨青田等100余人,镇压民主运动,查封一批报馆和学校,改组云南省政府,武力消灭解放军边纵等。

9月8日下午,卢汉乘专机从重庆飞返昆明,省市政界头目和新闻界百余人到机场迎候。然而卢汉下飞机后,没有表明什么态度,就去“休息”了。接着,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率领一大批特务,乘另一架飞机到达昆明。徐远举一到昆明,就指挥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等特务10余人,赶到昆明靖国新村杨杰家中,准备立即逮捕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驻苏大使、民主人士杨杰。

可是,杨杰已听到风声,就在徐远举所乘飞机降落昆明机场时,他也乘飞机离开昆明飞往香港。徐远举等人扑了一个空,大为恼火。

徐远举到昆明后抓紧活动,立即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整肃指挥部,下设行动组、审讯组、总务组;同时成立中等学校整理委员会。作好一切准备之后,9月9日晚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兼整肃指挥部行动组组长沈醉,在昆明刑警大队会议室召集行动会议,近200人出席了会议。

沈醉声称,为了肃清叛乱分子,整顿社会秩序,所以总裁下令整肃,大家要认真执行。会议进行了分工,宪兵负责查封报馆和广播电台,逮捕所属工作人员及住在郊区的人员;警察负责逮捕在市区内的人员。会后立即开始行动。这一天晚上,全市范围内的大搜捕开始了。

大逮捕前夕,卢汉通过地下渠道,给有关人士打了招呼,要他们尽快回避,以免遭到不测或逮捕。即使如此,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仍遭到了逮捕。被捕者有省参议会副议长、共产党员杨青田,省木棉公司经理张天放,省政府顾问马伯安,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共产党员李群杰等等,几天之内,共逮捕480多人。同时,查封了除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两家外的一切报刊和电台。9月10日,又宣布解散云南省参议会。

3天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又率一批特务赶到昆明,一方面用惨无人道的手段审讯被捕者;另一方面又逼迫卢汉,要他杀害200多人。昆明一时间变成了特务横行的恐怖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九九整肃”。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昆明地下组织向卢汉指出要全力营救被捕者。“做到少杀,最好一个不杀。”卢汉心情也十分复杂,他很清楚:只要杀了人,就会被蒋介石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难以脱身;而如今自己处在大批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胁和特务包围下,要摆脱当前困境,谈何容易。他只得采取拖的办法,拖一天算一天。

9月30日,毛人凤、徐远举、沈醉经过商议后,提出了处决名单,达200多人,交给卢汉。毛人凤只等卢汉一签字,就痛下杀手。名单送到卢汉那里,卢汉却不慌不忙地说:“杀人太多,罪证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要毛人凤再考虑一下。

毛人凤无可奈何,减为120人,卢汉仍认为杀人过多。最后毛人凤把要杀的人减到40人,杨青田是被处决的第一名。毛人凤的算盘是,只要你卢汉同意杀,至于杀多少,到时就由不得你了。然而,卢汉表示,为慎重起见,需要进行复查,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为此,卢汉积极活动,争取把被捕人员的看管权和审判权拿过来。

经过一番错综复杂的斗争,蒋介石终于同意将此案移交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组织军法会审。卢汉随即任命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杨振兴为军事法庭审判长,蒋介石则指派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军法处长陆坚如,上校军法官阎仲铎及沈醉三人参加会审,卢汉又加上绥署军法官刘汉章为主办军法官。

虽然五人军事法庭中,云南方面只有二人,但掌握了审判长和主办军法官的大权。卢汉又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关押在陆军监狱,没有卢汉本人的手令或绥靖公署军法处的传票、提票、释票,任何人不得传讯、提审和调动,违者军法从事。这样,夺取了看管权和审判权,就掌挥了主动权,就有可能力争“一个不杀”。

云南解放时,刘伯承(背影)与卢汉握手

从10月中旬起,到11月上旬为止,经过卢汉批准,已先后释放380多人。事情拖到11月3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到昆明,对卢汉进行拉拢。卢汉随即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暗示各民众团体,向李宗仁要求对政治犯从宽处理;同时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钟嶽等,找李宗仁说情。

李宗仁于是在各人民团体给他的呈文上批示:“罪无可逭,情由可原,准予从宽处理。”卢汉立即根据李宗仁的指示,于1月27日下令将最后一批被捕人员释放。“九九整肃”从而得以最理想的方式了结。12天以后,即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