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基出逃被俘记 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被俘记(上)

王陵基(1883-1967.3.17),又名王方舟,人称“王灵官”,四川乐山县(今乐山市市中区)关庙乡王扁人氏。王陵基是川军五行中资格最老的人物,连刘湘、杨森都要叫他老师。本来王是拥有自己武装的,但后来因为死保北洋政府,被打成光杆司令,才投奔刘湘,助刘湘称霸全川,他也得以重掌兵权,但因倚老卖老一度又被撤去一切职务。

抗战初期,组织16个保安团组成第30集团军出川抗战,后成为第九战区副司令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后任第7绥靖区司令,江西省主席和四川省主席等职。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王陵基曾三次撤退,但最终被俘。本文将为读者揭开他充满传奇的一生,告诉你关于王陵基鲜为人知的轶事——

第一次撤退,丢弃行装成光杆司令

 1948年4月,蒋介石免去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将王陵基由江西调川继任。 

1949年秋,解放大军入川,其迅猛之势非王陵基所预料,因此,原来所谓“安川应变”等计划,都因人民解放军的神速进军而彻底粉碎,这时的王陵基已不是计划怎样负隅顽抗而是作如何逃窜的打算了。

      王的撤退计划原来是: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不能保住时,便退到川南,由乐山沿沐山、马边、雷波、屏山进入西康,然后俟机行动。

这个计划也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意见。后来,王陵基突然改变计划说:“不到乐山了,决定改走雅安进西康。”还说:“这回变更计划是同胡宗南商量、经老头子(指蒋介石)批准的,改走雅安进西康,容易把刘文辉吃掉。

”其时他已经布置分两路进兵:一路由保安旅长陈渔浦率领保安旅及三个保安团,经丹棱、洪雅赶赴雅安;一路命令警保处长吴守权指挥易铁铮的一团和另外几个团,沿成雅公路前进。预定到雅安后,才打出四川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招牌并宣布四川省政府的改组。

      12月10日下午,代理西南长官胡宗南乘坐遮蔽严密的吉普车来官邸会晤王陵基,胡仍然是要王陵基先去雅安,分手时胡宗南还说:“方舟兄先辛苦一下,我随后就来。

”      早在12月9日傍晚,杨森和孙震由重庆溃退到成都,杨森来看望王陵基(孙震未来),两人苦脸相对。

杨森垂头丧气说:“局面到此地步只有去台湾了。”并说:“解放军广播要我不走,我杨子惠老都老了,还能失节吗?”杨起身告辞时,特别叮嘱王陵基说,胡宗南这个人不够朋友,要王对胡谨慎防备,王黯然点头。

      12月12日傍晚,王陵基紧急离开成都,第一站是新津。随行人员有四川省民政厅长宋相成等。由省田粮处长王崇德率领的另一些人,则于忙乱中分头购买军粮,保安第五团团长刘泽率领该团随行。

王陵基乘坐财政部长关吉玉由蓉逃台前送给的一辆新轿车。  成都去新津九十华里路上,兵车不绝,来去部队拥塞,混乱不堪,河面搭起浮桥,县城内外如兵山一座。半夜到达县城宿县政府,王陵基同几个亲信人员住在内院,林茂华等住在外院。

到达新津的次日,又有追随者赶到,那便是遂宁专区专员李泽民、江北县县长王广来。李是cc分子,曾充当过自贡市市长,原与王陵基不熟识,星夜奔投,王很赞赏;王广来是中统专员,抗战时期王陵基的三十集团军驻江西武陵、修水一带,王广来由教育部派去督导战区教育与王陵基拉上关系后,任江西省政府主任秘书。

王陵基调四川后,王广来于1949年才由湖南携带一个儿子赶来成都,初拟升为专员,因其来迟,乃“屈就”江北县长。

此时王陵基的“四川反共救国军”虽还没有打出旗号,实际上四川省政府民政厅长宋相成已被任命为参谋长,邬灿协助指挥军事,陈良基参与策划,林茂华、王永庆两人却没有过问。

      13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的消息传来,王陵基气势傲慢、满不在乎地说:“早在我意料之中。”      16日,王陵基一行从新津到邛崃,守卫城门的是阎锡山拼凑的杂烂队伍“战斗内阁警卫军”,仅有人枪数百,中统分子张汉杰渗入该部守城,中统人员的眷属也随军行动,情况十分混乱。

当晚住宿县府,夜间突然听说解放军要来围城,这时情况不明,不知是哪支部队围城和有多少人围城,次日拂晓王陵基便仓惶离邛逃往大邑。      17日到大邑,行抵王驷营地方,遇到驻在大邑县城的“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总队长彭斌派队前来迎接。

到达大邑县府时,彭斌亲自邀王晚宴。不料彭斌后忽不辞而别,乘隙离去,晚宴未成,情况越显紧张,相顾一筹莫展。

      18日清晨,王陵基把罗国熙(军统分子,泸县专区专员)送给他的几箱左轮手枪,命人抬来当众散发,每人各领去两三支不等。这时投靠王陵基的彭斌已背信弃王,刘泽的保安五团又与王失去联系,王陵基完全成光杆司令。

他命令王崇德出城寻找,结果仍无下落。傍晚时刻,王决定离开大邑城,所有大小汽车及行李装备全部丢弃,轻装向温江出发企图突出包围圈。王陵基虽有一乘滑竿,也不敢乘坐,只得随同众人徒步奔走。

是夜,在去温江途中的龙凤场歇宿。王与国民党省党部川南办事处处长先大启住在一间矮小狭窄的屋里,一灯如豆,倍觉凄凉,两床相对,沉默无言。后来还是先大启打破沉闷空气,对王说:“如果不改变原来去乐山,走雷、马、屏的计划,可能不会到此地步!

”王应声说:“是啊!要是去雷、马、屏,也许不会至此。”接着他便倾吐积郁,诉说衷肠,说他原来也想逃走台湾,但已向蒋介石表示守土有责,恐怕去了日子也不好过。

又谈到共产党,王说:郭秉毅(刘湘的核心人物)给我做了许多工作,但我怕共产党算旧账;重庆的“三三一”惨案本来是蓝文彬搞的,却全记在我头上,连二十一军搞“清共”也都算在我头上。如果共产党算旧账,我是说不清楚的……这一晚上,王陵基被苦恼的回忆折磨了一个通宵。

19日,王步行到崇庆县怀远镇,住区署。王陵基打电话给元通场的黄润余(曾任川军旅长,王在四川武备学堂时的同学)。黄氏兄弟三人平日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元通场素有“元通国”之称。

王要黄润余来区署会晤,并嘱顺带狐皮袍一件来还要他带些腊肉请客。为时不久,黄润余和他的侄儿黄光辉(国民党团长、土匪头子),率领一批袍哥武装,乘十余滑竿赶来见王。

晤面时,黄润余劝王不要在崇庆县久留,因其目标太大,怕给县城惹麻烦,旋即匆匆辞去。黄润泉也来电话,要王离开崇庆县境,语气近似胁迫。王陵基对此只是摇头叹气,连称黄润余弟兄太不讲交情了!      在怀远镇停留时,保安十二团尚驻该县境内,团长李恢五系军统分子,人枪均系军统配备,王陵基调令该团开来待命,李竟置之不理。

其时尚有成都军校学生和宪兵团等部队驻在该地,约有二三千人。

军校学生愿受王的指挥,王命分三路战斗行军,朝温江前进。途经黄氏弟兄所盘踞的元通场,黄氏兄弟站在场外高地远远观望行军情况,用意不明。王陵基顾虑黄氏兄弟下手,发生意外,急忙指挥所有部队疾行而过。

      20日中午到达温江县苏家渡,在前团练局长、大地主陈吉三家里住宿。陈吉三已死,由其子出面接待。该地驻有两支由袍哥、土匪组成的队伍,一支是军阀田颂尧之弟田泽孚率领的“反共游击纵队”。

田曾任二十九军旅长,解职后将人枪拖回龙泉驿老家大搞袍哥活动,是简阳、金堂、华阳、成都四县边区东山一百零八个码头的“总舵把子”。另一股是成都中统分子“大中社”袍哥组织头头刘国辉组成的。

成都中央军校教导二团、教导五团政工主任张元佑(中统分子)和一些溃散的分子,亦来与刘国辉合伙,刘国辉和其政工室主任郑政(中统分子)、张元佑几个拜会了王陵基,表示听从指挥。

此时王已成了一个光杆,也想抓点人枪壮壮声势。宋相成建议:把刘国辉抓来作警卫队伍。于是王陵基向刘国辉打气,封官许愿。教导二团的机炮枪支,系成都军校所发给,在各反动游击组织中算是比较好的。王陵基到苏家渡,其保安五团团长刘泽亦随即赶来,此时王对收容残部又存幻想。

为了激励所属,亲笔下了他一生最后一次派令条子:委派吴守权为“四川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彭斌为第二军军长,刘泽为教导师师长,除刘泽在场接受委派外,吴、彭两人早已失去联系,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委派令。

是晚,王陵基认为事已到此地步,只有赶回成都看看情况,找胡宗南商量再说。过温江在专员冯均逸处稍事停留,并急派人把田泽孚找来,田将自用的吉普车借王乘坐。      21日晨,王陵基带副官徐士毅乘车返蓉。王陵基第一次逃窜,历时十日,铩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