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怀念 怀念思想者朱维铮
惊闻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3月1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76岁。以《走出中世纪》、《维新旧梦录》、《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扎实文字著称的历史学家朱维铮并不像时下一些媒体学者那样多产。
刘梦溪这样描述朱维铮先生的学问结构:“史学是其地基,经学是其屋棚四壁,近代人物是屋中暂住的过客,思想是其柱石。”(《书生留得一分狂》,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朱维铮是难得的历史观念的梳理者。
历史有另一面
在当下的媒体时代,戏说历史者多,反思历史者少;迎合大众趣味者多,清理错误认识者少。当历史成为娱乐的材料,历史便成为被任意打造的消费品,历史被故事化,故事被庸俗化,成为这个时代的功利性注脚,历史也因此失去了哲学意蕴和精神分量。
专业史学在自我设定的概念中陷入阐释循环,为固守所剩无几的话语权力而忽略了对历史常识的尊重。朱维铮的《重读近代史》(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0年8月第1版)对虚拟的历史常识进行了消解,力图还原历史真实。
对于历史教科书上的“落后挨打说”,朱维铮告诉我们鸦片战争爆发恰恰是因为中国比欧洲富,这是被统计数据证明的历史真实。“落后挨打说”实质上是陷入了经济决定论,历史因果远非这么简单。朱维铮说:“那历史原因,不正在经济繁荣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越来越大的中间吗?”用某种理论来简化历史,无疑是一条错误的路径。
朱维铮的质疑其实是一种常识的发现。常识是历史叙述的起点。对于“两炮论”,朱维铮的质疑看起来确实有些较真,无论是鸦片战争的炮声,还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都是一种修辞,一种文学性描述,炮打是外在的,由此而来的觉醒却是自觉的。
朱维铮认为,中国开始告别中世纪,是自行“走出”,还是被外来侵略者“轰出”,虽是一字之差却涉及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
“两炮论”虽然从逻辑上能够讲通,但是,逻辑不能代替历史。传统中国虽然被巨大的惰性力量所左右,却并非一潭死水,其中的变化是需要细细体察,一笔抹杀是要不得的。“两炮论”虽然界定清楚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但是也腰斩了清史和民国史,这必然造成历史叙述的不连贯和真实性的缺失。
历史先于观念
确定某种思想之后再回过头来构建历史叙事,就难免是成见的再生产。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说:“一部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曾经被不断地讲述为从帝国的幻觉和昏睡状态到现代中国的"觉醒"。在这种历史记忆中,旧帝国下的日常生活基本被排除在外;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框架,它的一些缺点也表现在别的方面。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1页)费约翰所言的那些基本被排除在外的“旧帝国下的日常生活”里面,也许暗含着中国社会变迁的密码,要探究近现代中国是否“被现代化”,就不能不用这种内窥的方式透视。
许倬云说:“中国没有蹈印度覆辙,沦为英国属地,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组织即使松散无能,还是比莫卧儿帝国稍为坚密一些。
各地督抚虽然各行其是,也比印度各地土王稍为象样。”(《历史大脉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许倬云虽然缺乏论证的耐心,但是已经提出了问题。对于“两炮论”之外的历史,我们太过粗疏和缺少细心了。
历史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不能用结论来倒推。任何人都无法定义历史。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阐释的组合。将历史符号化、抽象化,实质上是肢解和扼杀了鲜活的历史。
撇开史料来归纳历史,从文本到文本,从猜测到想象,以论带史,以偏概全,最终就会丧失对过去发生事情的兴趣和对历史真相探究的冲动。朱维铮对将“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类的命名称之为伪命题,我想朱维铮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历史不是为教科书准备的,也不是为某种理论作注脚,更不是按照某种公式推演出来的。解读历史,不可能完全排斥个人经验和先见,因此共识总是有限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朱维铮对于许多著名论断的质疑,并非刻意反其道而行之,他唱反调的文章大都是千字文,没有拖泥带水的长篇大论,可谓是一语道破真谛。
在质疑“超稳定结构”时,朱维铮指出,从四百多年前晚明开始,中国文人对纲常名教的抨击就十分激烈。阳明学成为清末维新派和革命派共同的精神源泉。最叛逆的种子往往正是最顽固的秩序所孕育的,其中的玄机需要细细揣摸。
历史不可“大胆假设”
陈寅恪先生主张“从史实求史识”,洞见来自对历史的深切理解,而不是凭空宏论。历史判断一旦成为话语霸权,往往就会把史实材料当成某种资源争来抢去、揉来撕去,最终把历史弄得面目全非。朱维铮提出:“历史不可"大胆假设"。
”因为我们常常为了假设的圆满和丰润而进行溢出历史真实的表述,从而放弃了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钱穆语)。历史叙事的空洞性来自真问题的丧失、历史研究模式化、研究思路类同化。所谓“史学危机”,实质上是价值危机、意义危机。
李零说:“中国的史学研究在近代以来的文化史上有很大重要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人精神深处最敏感的东西,是典型的"中国意识形态"。”(《何枝可依》,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9—50页)朱维铮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读也是价值的重构。
朱维铮指出,我们的近代史教科书断言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就意味着全社会性质已起根本变化。“既然迎合专横的意识形态,必定百般曲解历史,"以论代史",可谓逻辑的必然。”(《重读近代史》,第23页)史学的危机也是方法论的危机。所谓重读近代史,其实就是厘清史实、消除主观论断的阅读过程。
史学界多年积累下来嫌贫爱富、厚此薄彼的毛病,不遗余力地讴歌盛世,而对衰世则纷纷落井下石。朱维铮发现:“通过历史实相,所谓盛世往往思想令人窒息,所谓衰世往往学问纷争不已。”(《重读近代史》,第29页)衰世绝非一无是处,弱势的统治者往往开明,而强势的统治者则霸道无比,虽然前者的开明处于滑坡态势下的无奈,却在无意中给社会变革开启了缝隙。
过分美化盛世,搞强者崇拜,对历史挑三拣四,是有意对历史误读。历史学家虽然只能当事后诸葛亮,但是不能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市侩。
前些年,康乾盛世成了畅销书和电视剧追逐的热点。新权威主义者也似乎找到了历史的参照。朱维铮指出,“康乾盛世”这一命名就有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中间删去了雍正十三年,更重要的是,雍正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独裁专制发展到了极致,是无法绕过的一段历史。
雍正时期固然与康熙乾隆时期迥然不同,但是,这差异中却暗含着历史的逻辑。梁启超说:“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
”(《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4页)“盛世”其实是唯GDP论者一厢情愿的定义,盛世不仅要看经济总量,更要看政治、法治、文化的发展程度、社会自由度以及军事力量。嘉庆、道光年间,满清帝国仍然是全球首富,但其政治腐化、社会停滞、军事松散导致了“内囊里将尽”、危机四伏的局面。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有一种全知全能的聪明和傲慢,似乎对历史规律了如指掌,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难以逃脱如来佛的手掌心。这种自信往往不是建立在深切细读历史基础上的,靠肢解、删截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堪一击的。中国近代史的内在复杂性使其充满矛盾和悖论。
我们只有深入其中,从盘根错节的细节入手,才能一步步逼近历史的真实。例如,关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原因,历史学家多用雨果的“强盗说”一言以蔽之。读《重读近代史》,方清楚火烧圆明园体现着额尔金代表的英法侵略者的复仇之心,作为大清皇帝“夏宫”的圆明园,是“天朝”实际的政治中心,满清皇帝下达的绑架虐杀英法人质的诏敕,都由此发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报复只是一个借口,但是,在历史现场之中,圆明园遭受重创的历史真相,却不能不察,这不仅关系到历史叙述的鲜活生动,也关系到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历史是因果关系互相转化的结果。历史是一条河流,历史事件往往既是上一段水流的末尾,又是下一段水流的源头。我们不能把历史事件放在一潭死水里研究,而要如柯林伍德所言,不仅要追寻事件的过程,更要探索历史的思想过程,因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