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有多嚣张:敢压住华国锋批示不发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张春桥不仅对王洪文如此说,对姚文元也如此说。

正因为这样,“舆论总管”姚文元对“按既定方针办”大肆宣传。1976年9月19日,新华社的电话记录上有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经“舆论总管”一指挥,9月19日,新华社关于28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大会的报道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针办”。

这么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满黑体字“按既定方针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针办”作头版通栏标题。“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之类的话,也不断见报。

华国锋看到报纸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又风闻张春桥说是毛泽东临终“拉着”张春桥的手说的,开始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这样,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接受审讯时,这么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交锋:

姚文元: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自己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判员:吴桂贤都讲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说“按既定方针办”是华主席在计划会议上讲的。还说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要用生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一类激烈的话。随后,吴德、汪东兴又讲了一段强调政治局要拥护华主席的话。

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翌日──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

华国锋不能不说话了。

10月2日,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

华国锋特地在送审稿的天头上写了这么一段批示: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

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

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

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玩弄的是口头上同意,实际上反对。因为华国锋的批示如果不下达,报纸上天天还在鼓吹“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忆录》,透露了耿飚的亲身经历——当时华国锋怎样紧急通知已经到达联合国的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修改发言稿:

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两天之后──10月4日,事态严重化了。这天的《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所谓“梁效”,也就是“两校”的谐音。“两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这两个大学的“大批判组”是受“四人帮”及其手下的干将直接指挥的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喉舌,人称“帮喉舌”。从这“帮喉舌”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帮文”。

这一回,“帮喉舌”在《光明日报》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气写道: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本来,篡改毛泽东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帮”,这篇“帮文”却颠倒黑白,矛头指向华国锋,声称华国锋“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这篇“帮文”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不言而喻,这“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这篇“帮文”见报的当天清早7时,正在熟睡的华国锋被秘书喊醒,告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有急事报告。

李鑫紧急求见华国锋,就是把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华国锋。华国锋一看“梁效”的这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便明白形势相当紧张。

李鑫还报告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几个人在钓鱼台吃饭,把他也请去。席间,江青问起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由于李鑫在这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通风报信,所以后来李鑫受到华国锋的重用。关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时曾出过力,原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曾这样谈及:

在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声色,伺机而动。华国锋与“四人帮”则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火并迟早要发生,除非华国锋甘愿臣服于“四人帮”,但华国锋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为。在华国锋左右,此时首先向华国锋建议“先下手为强”的是一个名叫李鑫的人……

华国锋立即给叶剑英打电话,说是有要事商量。

其实,叶剑英虽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经接到部下的电话,报告今天《光明日报》的异常动向。

于是,在这天夜幕降临之后,叶剑英驱车前往北京城里东交民巷新八号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处,如今华国锋住在那里。

叶剑英在这关键时刻赶来会晤华国锋。

本来,华国锋是想过了10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忌日之后,再对“四人帮”动手。可是,《光明日报》上的“帮文”表明,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叶剑英认为,必须“快打慢”。

于是,在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

耿飚在回忆录中也这么提及:

10月4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0月10日两报一刊所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这么写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一回,“物归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顶“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还给了“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