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妹妹的猝死和一位医生的通天冤案
幕后导演稳坐“钓鱼台”
那封掀起狂澜的密告信,来历不凡……
“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为此信虽然出自调查组的两位组员之手,而不出面的的导演即是那个在北京稳坐“钓鱼台”的张春桥。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红房子”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此人跟张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Y本人交代: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天晚上,张佩瑛的丈夫打电话给他,说张佩瑛腹痛。请他安排住院;
张佩瑛住院后,起初住的是三个人的房间,是他给她安排了单独居住的病房。不久,甚至连张佩瑛的丈夫发烧,也是经他安排,让张佩瑛的丈夫住入妇产科医院的病房—一这成了“红房子”医院议论纷纷的怪事,妇产科医院里怎么会冒出男性病人?
张佩瑛的手术方案,是在他领导下制订。那此名医,是他去请。那手术方案,是他送到张春桥妻子李文静手中,请她“审阅”;
当张佩瑛突然死于手术台,是他当场痛哭不已;
他同张家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连他自己都承认,一九六六年,他第一次来到张家,张佩换的丈夫就对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佩瑛一直讲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张死事件”发生之后,他跟张佩瑛丈夫的联系更加密切。调查组的一举一动,通过他这根内线,把“信息”立即传输到张家……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晚,张佩瑛的丈夫约Y在他家见面。
当Y来到张家,张春桥的二弟张铁桥、四弟张月桥、女儿张维维也在那里。显然,这是一次秘密聚会。
Y读到了来自北京的最新指令—一张春桥写给儿子毛弟(即张旗)的信:
……听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惊。为了革命事业,我己有七、八年没有看见过她了。她逝世,我当然很难过,但也不很悲伤。因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有多少好同志、好党员,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亲人,我们也为党贡献一个亲属吧。你代我问小白、小兰好!另外,你们自己在这个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张春桥的信是写给儿子的,话是讲给别人听的。这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张春桥对张佩瑛之死的态度:绝不是徐景贤公开传达的“春桥同志三点指示”所说的“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而是认定张佩瑛是“在这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的牺牲品……
在轻声的密谈中,张的亲属清楚地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查清张佩瑛之死,但是作为亲属不便出面写信给徐景贤,而Y是调查组成员,由他出面比较“自然”
Y心领神会,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一天——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天,Y在下午来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写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两份。一份送到徐景贤手中,另一份“抄送”张佩瑛丈夫手中。迅速地转给张春桥……
暗一套,明一套。密告信是暗箭,而四月二十五日的“向家属汇报会”,张的家属公开亮相、施加压力了。
在上海卫生局大楼二一三室里,根据家属的要求,调查组向他们汇报着调查情况。
大抵由于张春桥惯于特务伎俩的缘故,他的儿子张旗也学得一二。他把一只微型录音机放在包中,步入二一三室,悄然录下了调查组的汇报。
调查组的汇报,不断被张的家属粗暴地打断,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在会上重申,“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
张月桥当场质问她:“什么替死者负责?我姐姐分明是被害死的!”
张佩瑛的丈夫唱的“调子”更高。他一口咬定F是“蓄意谋害”张佩瑛。
他说“F事先计划周密,手法极为阴险,手术‘杀人不见血,事后无证据’就连解剖尸体也查不出死亡原因。F制订厂一套完整的杀人方案!”
他——这个一九四六年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这次,F害死了张佩瑛,是完成了林彪一伙制定的‘五七一’工程反革命阴谋所要完成的任务!”
他们仗张春桥之势欺人,那么嚣张,那样凶狠,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末了,张月桥冷冷地说:“我们认为这不是F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再多流泪了,我们要起来斗争,一定要把问题彻底查清!”
终于,调查组被迫改组,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调查
好一个“有缝就查,有洞就钻”
一提起密探、侦探之类,理所当然,首推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尔摩斯。此外,数得着的,诚然还有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矮个儿比利时侦探埃居尔·博阿洛,还有英国作家柯林笔下的探长克夫……然而,如果跟那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相比,都将大为逊色,自叹弗如。
那个调查组见微知著,敏锐的日光远远胜过福尔摩斯鹰一样的眼睛;那推理逻辑大大超过以思维严密著称的博阿洛;至于那丰富的联想力,则使克夫望尘莫及,甚至以富于幻想知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都得退让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缝就查,有洞就钻。什么都要查一查,让领导放心。”
我和Q相谈。我本以为,他对王秀珍点名担当重任,势必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着丰富的侦审经验。
不料,我问及他的身世,他竟从未与福尔摩斯为伍。他,山东人,长在东北,高小毕业,后来入北京建材学校速成班。一九五七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哗啦哗啦飘扬的年月,他当上了上海一家规模宏大的玻璃厂的“革委会”副主任。
他结识了王秀珍,颇得青睐。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他已经接到调令,荣升建材工业部核心小组成员,担任部级领导。正在他对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时,忽然,四月二十四日,他接到紧急通知,前往“康办”报到。
下午,他这个干玻璃行当的厂革委会副主任,跟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一起,步入“康办”小会议室
他俩刚在沙发上坐定,徐景贤和王秀珍就来了。
就这么四个人密谈,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布,要建立一个精悍、绝密的调查组,组长是那位工宣队政委,副组长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迟前往建工部报到,一心一意地把调查工作搞好。
把他这么个“部级”干部,充任一个小小的调查组的副组长,未免有点“屈尊”。可是,当他听罢王秀珍、徐景贤的谈话,受宠若惊,连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决不辜负如此重托!”
以下,是Q的工作笔记上,当场所记的王秀珍、徐景贤的原话。
王秀珍说:
“这个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志交办的。前些时候,春桥同志来过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谦虚。为了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让你俩负责调查组,是经上海市委常委研究、报洪文同志同意的。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和考验。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不要就事论事来调查。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把问题搞清楚。”
“家属写过信,说是政治迫害。”
“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清查!”
徐景贤则说:
“这是洪文、文元同志交办的案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不要以为只是张佩瑛同志一个人的问题。”
“下去以后,要发动群众、干部。把前一阶段的调查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大揭大议。”
“调查的情况和问题,要随时报告。”
“这个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后有事,直接与市委办公室主任联系。”
听罢,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样甜。这样的“通天大案”,不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却交在他手中。“中央首长”、“市委领导”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连连唯唯是从。
Q觉得福尔摩斯可笑。福尔摩斯一生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长”交办的?哪有他那么硬的靠山?
占领了一医的一座小洋楼。四月二十八日,秘密调查组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宣告成立。一架直线电话,成了小楼与“康办”之间的“热线”。
Q明白,徐景贤所说的直线联系的市委办公室主任不过出于客套。他的“热线”,径直跟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联系。徐景贤随时随刻知道调查组的动向。
Q和他的前任———一医党委副书记Fe截然不同:Fe搞调查,依靠的是专家、教授、药品检验报告、红外分析报告、尸体解剖报告;Q呢?他凭藉举世无双的幻想力,无与伦比的“逻辑推理”。Fe从科学的角度,调查死因;Q则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大刀阔斧地整人……
Q真的“有缝就查,有洞就钻。”有了这样的“灵魂”,秘密调查组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编成一本《政治笑话集》……
大胆推理之一:把打字机“推理”为发报机提审方兆麟的一份记录。尊重“原著”,照录于下——
问:你的妻子万廷钰学英文吧?
答;学的。一般在下午七点。
问;你会几种外文?
答:英文较熟练。俄文不太熟,法文学一点。
问:你给外国人写信,用笔写的吗?
答:用打字机。单位里有打字机,可以打。我哥哥家里也有打字机。“文革”中借过来,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一九七三年)还给哥哥。
问;你说清楚一点,打字机是什么时候借的?
答: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借的。
问:打了些什么东西?
答:打过麻醉方面的书,打了没几次。去年,打了一本新书,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几天。有时候,万廷与玉也帮我撤几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资料,有些还在,有些丢掉了。
以上的提审记录,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调查组查的是张佩瑛之死,怎么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机来。
哦,我看了案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段提审记录,从“万廷钰学英文”问起,旁敲侧击,问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机的来历、打宇时间……
事出有因。一个邻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时候,忽听得方家发出“啼、啼、啼”的声音,约摸持续了五分钟。
在“文革”之中,就连孩子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马上联想起电影《无名岛》中特务偷发电报的“啼、啼”声。
这消息传入调查组耳中。根据“有缝就查,有洞就钻”的精神,方家这“啼、啼”声当然需要查一查。因为调查组未经调查,已从王洪文那里论定是“阶级报复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当然,方家的“啼、啼”声,表明方兆麟可能像《无名岛》里的特务一样,跟国外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
不过,经过实地秘密调查,有点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离中山医院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江路一医宿舍里。他住底楼,那个孩子住在三楼。房屋结构甚好。底楼即使开着收音机,三楼也听不见。
从“作案”时间考虑,似乎也不对头;因为方家地处交通要道,邻居们上上下下都要路过他家门口。中午时来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务”,怎么会在中午时间“发报”?
经过向电报局调查,发报员说:“一般的发报机声,是一种较轻的打击声,不是电影中那样的‘啼、啼’声!”
至此,本来早就可以结束“发报机”问题的调查。不过,调查组听说有人反映,方家双职工,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的是双胞胎,方的经济条件宽裕,却不雇保姆,只请了一个白天来照料一下的短工!这被“推理”成方可能从事特务活动,生怕被保姆发现。
调查组到底有点“本事”,打听到方兆麟的妻子在一九六七年生下双胞胎时,奶水不够,曾请过奶妈。那位奶妈住在方家,一定了解方家的详细情况。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妈孔秀香在扬州乡下的地址,又进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当保姆。调查组找到了她,外凋记录如下
问:方家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间里,没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问:方家有外国来信吗?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国来信未见过,也未听到过外国寄钱来。
问:有没有听见“嘀嘀嗒嗒”的声音?
答:没有,从来没有听见。
问:方家有壁橱吗?
答:没有。方家只有衣橱。
问:方家夫妇谈文化大革命吗?
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他们夫妻在家里也谈,不过我听不懂内容。
问:常来方家的是什么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没有见过别的客人。
问:他听收音机吗?
答:他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有时候,他把半导体放在耳朵边听,听了一会儿又开大,放在桌子上听。
虽然奶妈如实地否定了“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亦即收发报机)和“嘀嘀嗒嗒”声,但是她谈及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是一条“缝”,调查组决定“钻”一“钻”。他们怀疑,这只半导体收音机会不会是经过伪装的收发报机?
他们设法取到那只半导体的收音机,来到生产该机的上海无线电三厂,请技术员鉴定。
技术员写下这样的鉴定:
“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导体收音机系本厂正式产品……搞收发报机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装置附件的地位。此机未发现装置收发报机附件及其地位。”
调查组的大胆“推理”,一再碰壁,无法证明方家有收发报机。但是,那“啼、啼、啼”声仿佛一直在他们耳边响着,尚未查个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会不会是打字机的声音?
可是,他们到方家查过,没有见到打字机,哪来打字机的声音?
终于,他们决定提审方兆麟,问起了英文打字机……
他们又从方兆麟的哥哥处,查证了是否确实把打字机借给方兆麟,甚至还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机,摸了又摸,确实并非收发报机,才结束了这一问题的调查!大胆推理之二:由送大黄鱼“推理”为同案犯
调查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接到重要情报:在张佩瑛猝死的当天晚上,有人送大黄鱼到方家!这,显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想想,方兆麟进行“阶级报复”,“害”死了张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黄色表示“慰问”,此人极可能是“同案犯”!
这一线索,绝不可放过。
他们使出了比福尔摩斯高超百倍的侦查功夫,很快就查明:三月三十日晚,上海基础公司第三工程队起重工虞国夫给方家送去两条大黄鱼。
于是,虞国夫立即成了调查组的审查对象。
调查组查阅了虞国夫的档案,在档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刻骨仇恨”之类记载。因为虞国夫只不过是一名青年工人,档案材料非常简单。
他们决定找虞国夫正面“交锋”,要他“交代”在两条大黄鱼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两条大黄鱼引出的一段“审查”。虞国夫的“交代”,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档案之中。现原文照录,可看出当年的调查组神经过敏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六九年,我在上海日晖港装卸污水管时,认识了万廷钰。当时,我是起重工,万是医生。一九七○年底或一九七一年初,在大屯又碰到万廷钰。我在三队,她在四队,有一次我返回上海,万托我带东西,带的是一只箱子及一些零星的东西。回上海以后,我把东西送到她家,这才认识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详尽地“交代”了他与万廷钰、方兆麟的“认识申”。接着,在调查组的逼问之下,他开始“交代”大黄鱼问题:
去年(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脸上生了一个东西,慢慢大起来了。我想他们都是医生,想托他们找熟人开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点。我跟他们的来往多了一点。万廷针和上电医院龚医生很关心我,曾替我介绍女朋友。由万医生和龚医生当介绍人,我认识了那个女朋友。见面以后,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时间是在今年春节之后,在方医生出事情前一个月左右。
虽然女朋友不跟我来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谢万医生。三月三十日,正好是方医生出事情的那天,我买到几条大黄鱼。我就在下班之后,晚上七点钟,送到方家。当时,方医生还没有回来。万医生叫我坐在沙发上。她的女儿也在家。万医生说,女朋友的事,我以后替你再留意,你脸上的皮下囊肿还是要抓紧开刀。我问起方医生怎么还没有回家,她说“方医生今天为张春桥的妹妹开刀,忙得很。”
调查至此,大黄鱼的来历已经一清二楚,大黄鱼与本案无关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调查组还要查下去,继续盘问虞国夫。无奈,虞国夫只得再作“交代”:
大约八点钟以后,方兆麟回来了。万医生问他,手术怎么样?方说,很不顺利。万又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方说:司XX针(对不起,我只记得“司”,讲不出名字来)打下去以后,就不来事啦。关于开刀的事,他们讲了一会儿,我听不大懂。我见他们夫妻面色不好看,我坐在那里觉得不自然。我对万医生说,我该走了。万医生说,不送你了。
我在他家,总共只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时候,我和万医生坐在沙发上,方医生坐在对面的凳子上。
调查组并不轻信虞国夫一面之词,又分别审问了方兆麟和万延钰,口供相符,这才排除了虞国夫的“同案犯”的嫌疑。
不过,虞国夫在谈到万医生为他介绍女朋友时,另一个介绍人为“上电医院龚医生”。看来,龚医生跟方家关系密切。调查组对于这条缝,又要查一查!
大胆推理之三:替人做媒招致立案审查
“上电医院龚医生”,调查组一查就查明了:上海电业职工医院麻醉护士龚雅琴,女,四十岁。
调查组火速赶往上海电业职工医院,与龚雅琴短兵相接。
初次外调,调查组便发现,龚雅琴确实跟方氏夫妇关系密切:
与方兆麟的关系——龚雅琴早在一九五三年入中山医院进修麻醉业务时,就认识方兆麟。一九七三年八月,龚雅琴调往上电医院之后,一直把方兆麟当作“业务靠山”,遇到疑难便向方兆麟请教。
与万廷钰的关系——龚雅琴一九五三年进中山医院时,万廷钰是开刀间护士,彼此相识。这些年,一直有来往。一九七四年二月,龚和万曾一起到长宁电影院看电影。为了替虞国夫做媒,又和万一起陪虞及其女友到人民电影院看电影。
在调查组的眼中,“关系密切”成了“同案犯”的嫌疑。
龚雅琴比虞国夫更不幸。虞国夫送了两条大黄鱼,遭到审查,而龚雅琴替虞国夫作筏,竟被调查组立案审查!
在调查组的绝密档案中,有一厚册便是龚雅琴立案审查材料,总共收入三十三份材料!
翻开案卷,首页标题,赫然入目:《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龚雅琴的审查结案报告》!
报告居然振振有词地开列了三条“审查理由”:
一,发现龚雅琴在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前后与方兆麟及方妻万廷钰来往密切,活动频繁。
二,据揭发方兆群的材料提供:“怀疑方兆麟于三月二十九日晚(事故前一天)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龚家也住在淮海中路XXX弄XX号。
三,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鉴于上述理由,认为有必要对龚雅琴的政治面貌、龚雅琴在“张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调查。
咄咄逼人的口气,几乎欲置无辜的龚雅琴于死地!
调查组居然开列了龚雅琴的“五大问题”,查她,查她的丈夫,查她的父母……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例举调查组对那“五大问题”的种种审查,这里仅以调查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后与方兆麟的联系为例,便可见调查组曾花费了多少气力!
调查组不厌其烦地“考证”了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一天及当日的活动:“
三月二十九日,龚雅琴上午在手术室,做颚裂手术。下午在科内业务学习。晚,科内政治学习。然后值夜班。没有发现调班或有人代班等情况。也没有发现龚雅琴与院外有电话联系。
以上情况,有五份旁证,一份本人交代,还附上电医院工作人员值班表。
三月三十日,龚雅琴在上午和本院外科医生、内科医生一起到瑞金医院观看阑尾针刺麻醉手术,十一时结束。下午在本院参加一例头皮再植手术,五时离院。
又是三人旁证,本人交代。
最为详细的调查,要算“考证”龚雅琴何时获知“张死”消息。
据龚雅琴本人交代,她是在四月八日,亦即“张死”之后第九天,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调查组认定,龚雅琴在耍花招!因为“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有着“同案犯”的极大嫌疑,怎么可能直到“张死”之后第九天才知道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