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珍出狱后的情况 【张春桥出狱后的生活】张春桥离开秦城监狱前后的隐秘生活(图)

核心内容:张春桥出狱后的生活,据上海消息人士透露,最后一名关在狱中的四人帮成员张春桥最近获保释出狱就医,回到上海隐居。获释后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找张春桥谈了话,并指示上海当局“安排 ”好张春桥的生活。2005年4月21日因患癌症死亡。

许多中国人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呢?而一些外国记者却对此评论说,这是一个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和为自己辩护的人。其实,张春桥在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初期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张口说话的,他也向叶剑英写过求饶的信。

张春桥在审判席上(资料图)本文原载于《党史纵览》1976年10月6日,随着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在中国大地肆虐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对造成十年浩劫的罪魁祸首进行审判的呼声越来越高。1980年9月,中央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张春桥,就是这一次被推上审判台的。

两个武装叛乱的秘密指挥点,对张春桥的罪行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他参与谋划上海武装叛乱。确定王洪文、张春桥是否指示、组织上海民兵实施武装叛乱,不仅是关系到“四人帮”能否被确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因为当时国内各界和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瞩目,指控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其证据性、可信性、确凿性也就显得尤其重要。可特别法庭在对张春桥审判时,遇到了难题。

张春桥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步子迈得很慢,他面容憔悴,头微微歪向一边,不看任何人,有气无力地坐在被告席上。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与“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罪恶深重,于是就来了一个冷水泡猪——死不来气,看你们法庭能把我怎么样。1980年12月13日上午10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张春桥进行庭审,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王战平、曹理周和我担任主审审判员。

对“四人帮”妄图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一案,在秦城监狱进行预审的时候,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就与态度顽固的张春桥进行过面对面的交锋。当时,张春桥也是一言不发,于是预审组便让王洪文出面作证,当王洪文一一揭发出张春桥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行时,张春桥面对着这位当年手下得力的“武将”,眼里闪现出惊异之光,他虽然仍不作声,但其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

接着,预审组又让张春桥当年在上海的“文将”徐景贤作证。除了用这“文武二将”之外,对张春桥的庭审一共使用了5名证人、7次当场作证。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1976年9月21日,你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他向你俩汇报了些什么问题?你听了汇报以后,向徐景贤作了些什么所谓指示?”

张春桥不语。

作为法官,我们必须让他在事实面前低下头去。

我宣读了马天水证词:“在一天上午学习结束时,徐景贤对我和王秀珍说过,我们8月初和丁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情况给张春桥也谈过了。张春桥说,丁盛表现很好。并说军队里像这样的干部很少。也要我们注意团结更多的人。就是要我们把更多的人拉到‘四人帮’这方面来。”

曹理周接着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1976年11月15日的证词:“徐景贤9月21日去北京回来,徐景贤对马(天水)称说:‘我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问题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么做。张(春桥)还说,丁盛的处境需要我们支持,我们要团结和支持丁盛。’”

我接着再次向法庭宣读马天水1977年7月27日的证词:“1976年6月27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的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发下去……到8月10日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批下去,我才知道(这事)被办公室压下来(了),当时我把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3个字。

我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和8月10日以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和丁盛的谈话也有关系。谈话中丁盛也谈了打内战的问题,让我们做好准备。……徐景贤1976年9月21日去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我们和丁盛谈话的情况,徐回来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传达。”

我念完后,王战平接着问:“被告人,马天水、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张春桥仍不语。

面对着张春桥如此态度,审判员王战平代表法庭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张春桥,我告诉你,我们法庭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的,我们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你讲话我们可以定罪,你不讲话我们也可以定罪,因为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对你的案子不仅有大量的书证,还有人证。现在传徐景贤到庭。”

徐景贤被带到了证人席上。

王战平对徐景贤说:“现在,你就1976年9月21日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丁盛到上海密谈,上海突击发枪的问题和张春桥对你的所谓指示,以及你们是怎样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情况,如实地向法庭讲清楚。”

在威严的法庭面前,徐景贤这时完全顾不了自己昔日的主子了,他连看也不看张春桥一眼,说:“我在上海担任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9月21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特意去看了张春桥。

我当面向他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1976年8月份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找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我对张春桥说,丁盛讲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有所准备。

我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谈话结束的时候,张春桥叮嘱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我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

“四人帮”垮台后,世人更多看到的是张春桥的冥顽不化。从1976年10月被捕到审讯、宣判,无论面对什么人、什么场合,张几乎都是面无表情,一语不发。在1980年底的审判中,张不但拒绝回答问题,而且假装在法庭上打起了瞌睡。

离开公众视野的张春桥又是怎样一个人?2005年张春桥去世之际,《凤凰周刊》刊发宋元的文章《“四人帮”军师张春桥结局》披露,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曾对作家叶永烈谈及对张的印象,用了八个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张的面孔,总是那样板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叫人感到高深莫测。”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说一句笑话。

张春桥在审判中“不答,不看,不签字”,双唇紧闭,从头至尾一言不发

(2005年)5月10日下午5时,新华社发出有关张春桥病亡于癌症的短讯。从4月21日张病亡到官方通讯社发布消息,隔了19天。但官方没有为推迟公布张死亡讯息作出解释。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社会过渡研究中心主任崔大卫对《凤凰周刊》说:“实际上,张的死亡在北京政坛上已经不可能引起什么波澜。”

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中共领导人对4月份向社会公开这则消息也许感到相当勉强,他们当时正忙于讨论台湾政党领导人的到访问题。或许,他们是需要花一段时间来决定如何公布张春桥的死亡消息。”

新华社的报道中也没有提到,张死亡时住在何处。据消息人士向《凤凰周刊》独家透露,张获保释后,在靠近上海的江苏省江阴市居住,死于胰腺癌广泛转移。弥留之际,有女儿、女婿陪伴。从张进监狱到死亡,期间大陆官方媒体没有公开披露有关张的任何消息。

多年来一直研究张春桥历史的崔大卫认为:“今天许多人认为张是一个热衷于权力的政客,是一个权力的挑战者。其实他同时也是一个理论家,但他的思想跟此后大陆的改革开放是背道而驰的。”

美国之音把张称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之一”、“是宣传专家和理论家,负责推动中国由社会主义走向强硬路线的共产主义。”《纽约时报》称之为“激进的毛泽东主义分子”,“是一个圆滑、周到、精明的人。”《时代》周刊则评论说:“也正是由于充满报复性的十年政治革命,才催生了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这些美国主流媒体对张基本都持否定态度。

香港《明报》采访了张当年的得力助手徐景贤,徐表示,张获保外就医后,碍于政治原因,他与张春桥没有联系。徐说:“张春桥的去世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张未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他曾向上海当局建议,请人替张春桥写回忆录,但此建议一直未获当局采纳。徐曾经在“四人帮”当政时代任上海市委书记。后随“四人帮”一起入狱多年,获释后居于上海。

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张分别以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陪同尼克松。故此,张在美国媒体中颇具知名度。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媒体认为,张“试图打破激进的毛派和势头渐涨的务实派之间的平衡”。

1980年,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也曾问到关于“四人帮”的情况。曾和“四人帮”有过多次较量的邓回答:“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特派员横崛向中国司法部发言人求证,问张是否患癌症死了,但得到了否定的答复。1986年,合众社记者问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阮崇武关于江青、张春桥的近况,得到的回答是:“两人的身体都还可以。年纪都大了。没有听说张春桥不能下床走动,有病都可以治疗的。”

崔大卫对《凤凰周刊》说:“张后来之所以名声大振,不仅由于其在‘四人帮’中的理论功底和足智多谋,更在于其被捕后表现出的倔脾气。”

“四人帮”垮台后,世人更多看到的是张的冥顽不化。从1976年10月被捕到审讯、宣判,无论面对什么人、什么场合,张几乎都是面无表情,一语不发。在1980年底的审判中,张不但拒绝回答问题,而且假装在法庭上打起了瞌睡。当时新华社报道说:“他的丑态,他的冥顽不灵,引起了很多旁听者的愤慨。”

从两则传言中更可见张的脾气之倔:1991年江青自杀,张获悉后沉着睑,声称他绝对不会自杀;另有传言说,他因为在秦城监狱里拒绝说话,最后竟丧失了语言能力。

但事实上,张的防守阵脚也并非如传言的滴水不漏。“四人帮”案审讯组组长汪文风曾和“四人帮”主要成员频繁过招,据他近年发表的口述回忆称,在最初讯问谈话时,张并不是像在法庭那样,以不语应万语,还是谈了一些事情。

在讯问张关于“四人帮”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情况时,审讯组突然发问:“你们在准备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毫无戒备,吞吞吐吐说:“他们(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来。”

这篇口述文章称,这一句话,露出了“四人帮”拱倒别人,与安排自己位置相连,搞阴谋、想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但张春桥经这一漏嘴,发觉自己对答有失,从此缄默不言。

《党史博览》曾刊文披露,张春桥获释后和妻子文静住在一起。文革期间,本名李淑芳的文静没和张住进北京钓鱼台九号楼寓所。因文静早年曾有叛变日军的历史问题,成了张的一块“心病”。当时飞黄腾达的张向中央写报告决定离婚,并有意找新“爱人”,后因被捕作罢。

文静给张春桥生了三女一男。另有消息称,“四人帮”倒台后,张的母亲宋蕙卿获知儿子被捕后即自杀。

张春桥生前在生活上十分“艰苦朴素”。据《张春桥传》披露,在张就任《解放日报》总编期间,他住在上海香山路9号报社宿舍,一幢小洋楼2楼,60多平方米,家具很简朴。书橱里,放着一整排马列着作。来了客人,他总是以粽子糖招待,以为那包着花花绿绿纸头的高级糖果不够“朴素”。冬天,他穿的棉袄打着好几处补丁。

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曾对叶永烈谈及对张的印象,他用了八个字:“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张在报社里,从来不参与吹牛、聊天。他的嘴巴甚紧,从不谈起过去,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每天上午,张九点左右来到报社,在那里吃中饭、晚饭。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拎起公文包下楼。经过3楼时,他总要到夜班编辑室坐一会儿,然后回到香山路9号家中。

王维说:“张的面孔,总是那样板着,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叫人感到高深莫测。”报社里,编辑们常常开玩笑,可是谁也不敢跟张说一句笑话。每当见到他,总是恭恭敬敬叫一声:“春桥同志!”他呢,微微一点头,算是打招呼了。

“四人帮”中唯一还活着的姚文元今年74岁,1996年刑满释放。他服刑期间,其母周文修曾为继承姚父姚蓬子的遗产扯起风波,姚表现了灵活的态度。出狱后,姚和其妻金英先后在上海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过着恬淡的生活。

叶永烈透露,姚文元自15岁开始即天天写日记,从未间断过,甚至坐牢20年也一直坚持。但他被捕前的日记被当局没收,作为“四人帮”案的档案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据一家境外媒体称,姚每月有4000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照顾”他。此家媒体还称,姚获释后曾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但其42万字的回忆录被封杀,之后他又写了一部5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爆出“文革”后期的一些历史真相。2001年,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出版回忆录,但要送审,不准由海外出版。但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接受《明报》采访时,否认了姚正在写回忆录的说法。

1987年,江青出狱保外就医。经医院检查,她患有咽喉癌,还有忧郁症。据R·特里尔着《江青全传》透露,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当医生建议施行咽喉手术时,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91年5月14日,江自缢身亡。6月初,《时代》周刊报道了此一消息。6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百字短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短讯没有提及江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及她是毛的遗孀。

“文革”期间曾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时,其妻女常去看望。1986年,王在体检时发现有肝病,被送往医院治疗,实施保外就医。199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王洪文病亡,终年58岁。

另据曾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工作的原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图们近期撰文披露:1988年,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住进了医院,1989年9月20日,陈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85岁;原空军司令吴法宪保外就医后,被安置在济南,平日写回忆录;原海军政委李作鹏保外就医后,被安置在太原;原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保外就医后,被安置在西安;原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保外就医后,被安置在太原,山西省体委安排给他一套单元房。

“文革”期间,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曾是毛与政治局的联络人。据2003年的《中华文摘》披露,1993年10月,毛远新17年刑满后,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他使用的是1965年他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名字“李实”。2001年,毛远新退休,每月领取高级技术职称标准的养老金,并享受烈属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