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读后感
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费正清是当之无愧的学界领袖。他所写的《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迁》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等专著,以及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等重磅作品,几乎是所有习史者的必读书。在他七十岁时,他的同事们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正是对他学术贡献的充分肯定。
七十五岁时,这位中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对他从1932年起的中国情缘进行了全面回顾。接触中国、研究中国以及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读罢全书,令人深感其中内容的丰富,既有以其中国研究的发展为线索的学术历程的回忆,也有他几次在中国游历、生活、交游的详尽记载,还有他为美国外交事务提供咨询顾问的记录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另外,他还不时用细腻的笔调表达自己对中国的观感。
近代史学研究追求史料的原始性与直接性,官方档案、民间契约、私人日记与回忆录等材料因而得到重视。作为一个在这一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费正清深谙此理。在写作回忆录时,为了真实地呈现自己在各个时期的想法,他在书中多处引用了自己所写的文章、信件和备忘录的内容,力求使之成为“信史”。
对研究者而言,这部书可以作为“史料”,对大众而言,这种严谨的风格也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费正清,了解他眼中的近代中国。
在回忆录中,费正清记录了他从1932年起五十年间与中国的接触。在他的学术历程中,中国最初只是作为外交史和海关与财政研究的对象存在,当他抵达上海后,中国才成为被感知的真实存在。从那时起,他在这里居住,学习中文,感受各阶层的生活状态,探究新鲜的文化现象,与中国学者们交往,在中国高校任教,真正拥有中国朋友。
他的研究生涯就这样悄悄地发生改变:中国从研究对象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既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现代中国的观察家,他甚至参与了若干对中国影响颇大的政策的制定。
这些不同的角色让他对中国的认识较其他学者而言更为丰富,中国不再是他要研究的一个符号、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政权,他也不再是简单对中国的某种现象进行概括、分析的专家,而成为现代中国的参与者。
就像哈利·波特在拯救小天狼星时被闯入同一时空的自己所搭救一样,在日后继续的中国研究中,在某一时间点上,他也是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中的被研究对象。闯入某一历史场景中的人成为自己所在历史情境的研究者所造成的身份交错,恐怕只有写《清代学术概论》和《戊戌政变记》时的梁启超才能有比费正清更深的体会。
对于这种身份的交错,费正清自己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在比较自己与后来的中国研究者最大的不同时,他认为,“当时我们中没有人是从我们后来建立类似工厂生产线般的学习体系中出来的……经过这样七年培养的人将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接触中国人和具体的事物。他们只是成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并不能为政府公共政策出谋划策。”(《回忆录》第136页)
这是他对中国研究的态度。他并没有要求所有中国学研究者都成为外交政策顾问,事实上这也不可能。不过,他与很多后来的研究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他不止把中国视为一个个可研究的话题,还将中国当成现实中需要面对的存在。他之所以会有与很多研究者相比出现这样的差别,更多是来自他个人的经历,而非他主动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