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图片 大河之光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假说和推论(图)

距今1万7千年起,地球进入了冰河世纪的最寒冷期。在中国北方,到处都是冰雪茫茫,连年累月,没有丝毫温暖的迹象。冰河时代整整持续了两千年,继之,就是冰雪消融,洪水泛滥……一直到公元前八千年,“威斯康星冰川作用”才整体消失。

从冰河时代开始,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就在不断扩大的冰原追逐下,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以甘肃天水为中心的“陇东谷地”。这里,高山峻绵,河流平缓,植被茂密,气候温和,非常适合躲避寒冷和水患。

关于冰河时代对“现代人”的影响,葛瑞姆·汉卡克在《上帝的指纹》一书中这样描述:“在地质学和古生人类学中,我们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最后一次冰河时代的开始与进展,和现代人类的崛起与繁衍,在时间上几乎不谋而合。”

《上帝的指纹》书影

冰河时代结束,聚居在“陇东谷地”的各氏族部落便陆续向四周迁徙发展,一部分东进至河南、河北,一部分返回了内蒙草原……而留在甘肃天水的伏羲氏则创八卦、结网罟、造书契、正婚嫁、教渔猎、驯家畜,自此,在蛮荒的东方,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降临了。

因为缺少基本的考古实证,以上叙述目前只能算是一种假说或者推测。不过,这种假说并非属于毫无来由的杜撰,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沈永平认为:“北方地区近一万多年来的环境变化无疑是族群迁徙的重要原因,尤其是1万7千年前为始的末次冰期最盛期,对中国文明的发生和演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主持大地湾遗址发掘的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郎树德认为,甘肃天水为中心的“陇东谷地”,无疑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伏羲氏肇始文明的传说与考古成果不谋而合,大地湾遗址就可以算成这种推测的一个典型基点。

郎树德表示,“仰韶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发育主体,是早期中国文化圈形成的核心。至于前仰韶文化,直白说就是仰韶文化的祖先,可以把大地湾、老官台、裴李岗、磁山等遗址的发现都笼统地算进去;目前来看,渭水流域为主的陕甘地区作为仰韶文化根基的特征更鲜明一些,脉络也更清晰一些。”

大地湾遗址(本图来源自网络)

不过,郎树德明确反对“华夏文明八千年看天水”的说法。他认为,大地湾遗址最早的地层(碳14测定为距今7800年±200年)里发掘的彩陶比较粗糙,这个地层中确认的考古遗存距离文明的标准(注:文明三要素为文字、金属器和城堡)还差得很远。

至于前仰韶文化各遗址的相对年代,郎树德介绍说老官台遗址发掘时国内考古界还没有应用碳14测年技术,所以无法做精确的年代界定,“不过,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和大地湾遗址的年代基本是一样的,都能定在距今八千年左右,分不清谁先谁后。”

鉴藏家杨学成既反对仰韶文化自中原波及至甘肃东部的说法,也不同意仰韶文化独赖甘肃东部发端的论见,他认为远古人类根本没有行政区划的限制,往返迁徙的能力远非现代人可以想象,他说,“上千公里以远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流应该是很普遍的,而且,他们之间很可能有着密切的族缘关系,保不准大地湾的首领和白家村的首领还是亲戚呢。”

人面双蛇纹尖底瓶 仰韶文化 半坡类型(图丨蒋生连)

在苏秉琦著述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的开篇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从考古学上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起源是由彩陶和瓦鬲开始的。对此,郎树德的解释是:器型各异、纹饰繁多的彩陶是记载史前文明最全面、最形象、最丰富的符号系统,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破译这个符号系统,就等于掌握了史前文明的基本语言。

陶鬲(图丨蒋生连)

“不过,我们在考古学的框架内研究彩陶的方法过于老套了,总体上属于规规矩矩地复原历史,并没有去解释历史;因为研究方法停留在记录、类比、归纳的层次上,彩陶作为一个完整的符号体系解释文明起源的基本逻辑和基本架构至今都没有构建起来,要么就是不知所云,要么就是奇谈怪论。”对此,郎树德深以为憾。

正因为如此,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权威论著里,彩陶文化灿烂无比的甘肃并没有进入浓墨重彩的核心版图。

在被誉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划时代文献”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夏鼐划定中国文明起源三个最主要的区域是中原及西北地区(主要指陕西)、长江下游和山东等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专著中,苏秉琦划分的文明起源六大区系,甘肃算在陕豫晋邻黄地区的边缘;美籍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论及中国文明起源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在早期农业文化的基础上,到了公元前五千年前左右,中国境内可以辨别出来的区域性农业文化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与辽河流域的新乐文化;在南方有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及东南海岸的大坌坑文化”, “中国史前史到古代史这一段连续性的考古史料只有在黄河中游河南、山西、陕西一带比较完整。

”

不独大师如此论道。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著)一书中,序言分区域论述文明起源时总结道:“黄河上游地区及华南与西南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的论文较少,分别为三篇和六篇。

黄河上游文明起源研究论述的地理位置,仅及甘肃的天水一带,这表明天水以西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面,相对于中原、海岱和长江下游等地区而言,不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其文明化进程可能晚于或缓于以上这些区域。”

郎树德认为,形成这种强烈反差的主要原因是以前甘肃东部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薄弱,仰韶文化仅有零星的发现,距今5000年前的历史基本上属于空白,但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彻底改变了甘肃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局面,它一下子把甘肃远古时代的文化历史向前推进到了八千年以前。

郎树德介绍,甘肃东南部天水、陇南、庆阳、平凉还有很多探明清楚的仰韶文化遗址,“像大地湾这样的遗址还有不少,只要列入发掘计划,绝对一挖一个准。”

大地湾史前文明生活复原图(图丨蒋生连)

以仰韶文化为母体,早期中国文化圈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逐渐形成,时间应该在距今8000年~5500年之间。可以断定,藉由仰韶文化为母体发育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构造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样式,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形成了中国文明的基本风格。——基于这个理由,便可以论断中国文明的本质是自主发育的,而非外来的。

以仰韶文化为发育主体的中国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这个巨大的文化圈内,不同的族群(氏族)通过迁徙、交流、争斗、扩张、联合乃至兼并,确立了基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样式,有一致性,也呈现着程度不同的区别和差异。当远古的历史灰飞烟灭,那些活泼泼的族群记忆,就凝固成了彩陶的符号和表情。

仰韶文化分布图(制图:罗宁)

长期研究彩陶器型和纹饰的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程金城教授认为,彩陶是反映族群嬗变的典型符号,彩陶器型和纹饰的相同、相似乃至变异,都反映着族群的扩张、交流和迁徙;北京联合大学韩建业教授则认为,“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起于公元前6000年的前仰韶文化(以甘肃大地湾遗址和陕西老官台遗址为代表),成熟于公元前4000年仰韶文化中后期,“在此之后,就是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的拓展渗透,以及西方文化顺此通道的反向流播。

”

熟稔甘肃史前遗址分布的郎树德归纳了彩陶文化自东向西在甘肃境内传播的几个主要波次:仰韶文化早期在甘肃境内始终不过陇西,局限于甘肃天水、陇南、庆阳、平凉地区;继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西进,形成马家窑文化的雏形石岭下类型,最远到达甘肃兰州和临夏西部;继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形成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最远到达河西走廊东部甘肃武威;继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形成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最远到达河西走廊中部甘肃张掖;继之,于公元前2350年左右形成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最远达到河西走廊西端甘肃酒泉。

郎树德表示,仰韶文化日渐式微的原因还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仰韶文化圈里的一些族群逐渐向甘肃中西部迁徙扩散,是马家窑文化继起繁荣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携带仰韶文化基因向西拓展的族群到了新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自然会把相应的主观感受表现在彩陶的器型上和纹饰上,“至于为什么在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距今5000年~4700年)达到了彩陶文化的巅峰,目前还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

韩建业近年来提出了“彩陶之路”的概念。他认为,“彩陶之路”从公元前4千纪一直延续到了前1千纪,其中又以大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300年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渐最为明显,彩陶西渐的传播线路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通过这些路线,源自中国腹地的彩陶等旱作农业文化因素渐次西播,而西方的麦、羊、马、车以及青铜器和铁器冶炼技术等也逐渐渗入到了中国广大地区。

与韩建业的研究方向相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易华根据“青铜时代世界体系”(Bronze Age World System)的理论提出了“青铜之路”的概念。他认为,“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

青铜之路上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技术和观念,比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青铜之路大体上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技术与文化传播之路”,“东亚和古代欧洲一样是西亚为中心的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更边缘的组成部分,青铜之路将旧大陆连成一体,使人类共同经历了青铜时代。”

易华(图丨蒋生连)

易华借用考古人类学家谢拉特的观点,判断史前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文化体系,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是旧大陆世界体系中半分离的成员(semidetached membership),“青铜之路使我们明白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与西来说是程度相同,性质相似的偏见”,“可以初步肯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是本土起源,而青铜时代游牧文化是外来因素”,“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

夷夏结合与转换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文化传统。”

韩建业表示,“彩陶之路”的概念强调的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权重,而“青铜之路”的概念强调的是外来文化输入的权重,两个概念并非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他认为,裴文中于1942年提出存在史前时期“丝绸之路”的观点也可以视为相似的意思。

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原则和预设判断决定了考古实证资料的编排组合和论证逻辑。程金城认为,应该把中国文明起源的要素分解成文化和技术两个类别,最终决定中国文明核心特征的是文化要素,彩陶应该属于最典型、最系统、最全面的文化要素,这种要素是内在的、本质的、独特的;但是催生中国文明这个胚胎落地的是技术要素,青铜器就属于最典型的技术要素,这种要素是外向的、效率的和普世的。

彩陶(图丨蒋生连)

国际史学界尤其是中亚各国的历史学家,对公元前两千纪在亚洲大陆发生的文化大交流也有着基本的共识和相似的认知。由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编辑出版的《中亚文明史》明确表明,“公元前二千纪,中亚广大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变动,整个人种文化构图出现了变化”,“公元前二千纪的历史发展,乃是以迁徙运动、社会演变及文化交流为特色的复杂模式。”

无论是阐释“彩陶之路”、“青铜之路”,还是《中亚文明史》解构公元前二千记的亚洲大陆文化交流,甘肃境内的齐家文化(公元前2200年~1600年)、四坝文化(公元前1900年~1400年)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典型遗存。

彩陶三立犬带盖方鼎 四坝文化(本图来源自网络)

和美轮美奂的马家窑彩陶相比,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的彩陶比较少见,也多显粗糙;不过,在考量评判外部因素催生中国文明的意义上,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尤其是齐家文化,综合价值应在马家窑文化之上。

无纹尖底瓶 齐家文化(图丨蒋生连)

齐家文化,稍晚于中原龙山文化,和夏代(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的历史基本同步。齐家文化的分布极为广泛,涉及甘肃、青海大部和宁夏、内蒙古、陕西部分地区。齐家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舒宪归结为三点:一是特色鲜明的陶器体系;二是率先于中原而掌握了冶金技术,开始使用铜器——从红铜到青铜;三是有自成一体的玉文化体系,出现了大批玉制工具、礼器和葬器,其内蕴的涵义之深奥,使用的玉石材料品种之丰富多彩,琢磨工艺之粗犷大气,都令人叹为观之。

古玉 齐家文化(本图来源自网络)

绿松石长管 齐家文化(本图来源自网络)

齐家文化的来路和面目极为诡异。齐家文化的陶器,杂合了龙山陶器、马厂陶器和中亚游牧陶器的型制和纹饰;齐家文化的玉器风格,既有异域造型的夸张吊诡,也有一种下迄三代的浑朴肃穆;当然,最能说明外来文化催化中国文明成熟的还是铜器,齐家文化的铜器是划时代的——年代比中原早,种类和数量远远超过中原地区。

十四星纹铜镜 齐家文化(本图来源自网络)

青铜鸟挂饰 齐家文化(本图来源自网络)

岂止如此。

2008年7月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合作,在甘肃临潭县陈旗磨沟发掘规模巨大的齐家文化古墓葬群,发现了十分独特的丧葬习俗——多人多次多批合葬;2012年,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陕西神木石峁城址被初步探明,这座毁弃于齐家文化鼎盛期(距今约4000年)的石砌城址,为研究北方草原文化和齐家文化的交变更替关系提供了格局非凡的典型样本。

神木石峁城址(本图来源自网络)

可以判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代表的是农业文化的族群(氏族部落)。但是,兼容农牧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齐家文化,自公元前2200年起,摧枯拉朽般地侵占了马厂族群的领地。自此,审美性和定居性的彩陶文化衰落了,生产性和攻击性的青铜文化登场了。

可以推测,到了齐家文化的鼎盛期,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形态出现了,叶舒宪认为,“齐家文化是仰韶文化结束之后,华夏大地上足以同中原龙山文化形成东西对峙的强大王国”,他甚至推测齐家文化的族属其实就是夏文化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