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和宿白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努力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长篇报告时指出:“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尽管暂时还没有挖到城,还没有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础,我仍然认为,这里就是一处古城。道理很简单: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样的墓群,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

……特磬同鼍鼓是配套的,演奏时可以和声。不能视同一般的乐器,这是陈于庙堂之上的高级乐器,庄严的礼器。普通的村庄,怎么能有这样的重器?鼍鼓、特磬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他还于1986年7月前后写定的《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指出:“陶寺遗址的文化特征因素明显区别于山西省境内同时期其他遗址,它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

”     以上是苏秉琦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前对陶寺文化遗存社会发展阶段(水平)的认识,主要认为陶寺是一处古城遗址,社会发展到了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但没有给予定性。

而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他对陶寺文化遗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加深。

    如他于1986年10月5日在辽宁兴城论述《文化与文明》一文中谈中华文明起源的几种形式时指出:“……晋南陶寺,时间在四五千年问,特点是大墓有成套陶礼器与成套乐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与河套、燕山以北有关,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壶、良渚文化的刀俎,文化性质具有特殊性、独特性,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的又一文明火花。

”     又如他于1987年5月20日在山东长岛召开的“第一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上讲《现阶段烟台考古》时指出:“在晋南与东南沿海、西部地区结合在一起。

或者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陶寺结合,这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这是第一个中国,在晋南。”     还如他发表于《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上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中论及“中国——观念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形成”时指出:“以晋南襄汾为中心的‘陶寺’遗址为代表的一种古文化……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

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     以上是苏秉琦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成的陶寺文化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生火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是后世观念形态中具有政治实体的第一个中国的认识。

在后来他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研究中,基本保持这一看法。

如他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谈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的问题时指出:“……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组合,碰击出陶寺这支文明的火花,遂以《禹贡》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

”     苏秉琦对陶寺文化遗存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在他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时,明显有了提升。

如他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论述六大区系考古实践时指出:“……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曾领先于中原及其他地区一步,率先进入古国时代,亦即产生了最早的国家和王权,我们曾称之为中华文明曙光。

但在距今5000年以后,红山文化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河套古文化。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陶寺文化。

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苏秉琦此时将陶寺文化定位于“方国”,是与他的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有关。

因为,他自1979年以来,一直认为陶寺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即使后来在辽西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之后,他也一直认为陶寺文化的社会比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一个档次。

所以,当他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将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定位于古国时代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时代,从逻辑上讲是符合他当时的学术思想的。

    但是,后来他于1994年1月写《序》和《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两篇短文时,又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古国时代。

如:“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唯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已经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

”“次生型、中原,起点晚于前者。5000~4000年间,洪水期及治水事业为特征,与传说‘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为其历史背景、典型遗址是山西襄汾陶寺,其他有关重要遗址是陕西武功浒西庄、赵家来等为代表(古国)。

”《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是苏秉琦学术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他在此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从定位于方国而改定为古国,是与他一贯强调燕山南北地区的北方文化发展水平高于中原地区的思想有关;也与他此时提出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即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观点有关。

苏秉琦对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早于中原地区的认识,是在辽西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等文化遗存之后、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产生的,并在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研究中加深了认识。

这种认识,也是他后来提出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并将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的发展过程作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模式原生型的学术思想基础。

  三、苏秉琦对“方国”概念的运用及其在他学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运用“方国”概念,是此时他学术思想的一个亮点,也是他学术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从学术发展史角度分析,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成果。

即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环境中产生的“方国”理论,为苏秉琦的学术体系、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三部曲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早在1985年10月13日苏秉琦论述《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从考古学角度提出“古国”概念时,其时间概念主要是指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至秦统一之前的燕文化时期。

这之后,至1992年8月他一直把“古国”概念的时间下限定至秦统一之前。

但他早就注意到在秦统一之前的古国阶段,其社会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如他在发表于《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上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提出了晋南陶寺文化时期(舜)的“中国”、夏商周时期的“中国”、秦统一的“中国”这样三个时期的“中国”概念。

这表明他对陶寺文化时期与夏商周时期,明显分作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对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恰当地将他们区分开,确实是苏秉琦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然而,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概念时,还提到“1985年在兴城座谈会正式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

后来又进而论述了由‘原始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是中国各区系由氏族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这里所说的“后来”是指的哪一篇论述呢?也许苏秉琦的一些论述还未发表。不过从已发表的苏秉琦的各种论述分析,《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是现在所知苏秉琦首次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