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中国梦 [原创]读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两个打破”有感

2017-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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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苏秉琦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其所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文化发展三模式"等理论,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方向标.先生在人生最后阶段所著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集中反映了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阐释了一些考古学观点.笔者对苏秉琦的两个"打破的怪圈"的观点,并不认同."大一统"的概念,漢字

苏秉琦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其所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文化发展三模式”等理论,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方向标。先生在人生最后阶段所著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集中反映了他一生的学术成就。

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阐释了一些考古学观点。笔者对苏秉琦的两个“打破的怪圈”的观点,并不认同。“大一统”的概念,漢字大一统,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人性的大一统。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漢字体系阐释中国古代文明观更具有人性。

一打破两个怪圈

苏:第一个怪圈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漢族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事实上这种观念是不符合真实历史的。

中华大一统的观念不是怪圈,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根本。我们知道漢字是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我们对漢字理解的错误,也就无法揭示中华民族的文明。中華民族,或者称为漢族,两者的含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漢族指多灾多难的民族,中華民族指抗击各种灾害的民族。

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的观点,并不是排斥其它民族的正史,正史也是抗灾除恶的历史。只要能够证明其它民族抗灾除恶的历史史实,也属于中华民族的正史,不过,有些历史还需要从漢字的字义中来解读,来理解。

我们知道商的先民来源于东夷,周的祖先自西戎之地东迁至关中。第一东夷的蚩尤、九黎族等称谓,需要重新认识,认识的方法就是从字义中理解蚩尤、九黎、东夷的方法,是不是人类部落的称谓,还是动物称谓。也就是“商的先民源于东夷、周的祖先自西戎之地东迁至关中。

”既然是从考古学,文献学得出结论,但是,“东夷、西戎”的迁移也需要足够的证据,因为,文字释义已经可以断定东夷的蚩尤,九黎并不是指人类的部落,而是,指动物群落,就是指野猪群落。至于“商的先民,周的祖先”与东夷,西戎的关联就是错误,不可信。

中國的含义,也不是传统的中央之国,而是抗灾除恶之国。中:丨虫厶,丨:人为属性,抗击,改造等,虫:动物的总称,倉颉創字时期指豬,厶:动物引起的危害,灾害。中:抗击动物引起的灾害,危害。國:囗或,天圆地方,囗:指地方,范围,或:通域,持戈守卫一方疆域,为國。抗灾除恶,除恶扬善才是中国大一统的文明历史的思想根基,也是漢字所表述的大一统的思想。

苏秉琦的打破大一统的思想是错误的,考古学不能完全取代大一统的漢字记载的历史,也打破不了漢字就是大一统的本源。漢族,并不是我们现在人理解血统论的民族,漢:氵革天,氵:多,不断的意思,并不是一定指“水”。革天:革天命之意,漢:不断地革天命意思。

(革天)是漢、嫨、傼、嘆、歎、難、艱等字构字元素,含有多灾多难之意。漢族指多灾多难的民族。中華民族指抗击灾害的民族。这是从漢字的字义之中,得到的理解。至于,王朝时代等,其它民族不断的融入中華民族,融入了漢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中華民族和漢族的历史大一统的观点,就是以漢字记载中华民族、漢族的抗灾除恶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的正史。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没有丝毫需要打破,也不必要打破。中国历史应该以抗灾除恶,抗击外来入侵为轴线,编写中国的通史,不应该以血统论为轴线,考察中国的历史。确实大部分王朝都不是漢族建立的,但是,漢字的记载的轴线,才能表述中华民族的正史。

苏秉琦提到:古人云,“入夏则夏,入夷则夷”。华夷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孔子的“有教无类”,就是认识到他的弟子们来自四面八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背景来源不一。而“有教无类”的类,一般是指身份、背景,先生认为来应联系到种族。

种族和民族是两个概念,中华民族是56个少数民族融合而成,也不是仅仅指一个汉族。不同时期,不同的学识,其史学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中国文明探源的问题上,就是研究中华民族,漢族,漢字记载的源头,不是用后人的历史观,多元论,来打破“抗灾除恶”的文明观,历史观。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没有代表统一的中华民族,也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历史观,文明观。

中华大一统观点,也不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形成的,而是,黄帝时期倉颉創立漢字就形成了。所以,中国文明的探源,还是从漢字的源头探索和探索文明的源头,不是探索文化的源头。漢字才是中華文明的基因,漢字才是中華民族大一统文明的源头,不是星罗棋布的文化遗址。

第二个怪圈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

马克思提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的,但是,并没有解读人的起源的原点。“提出了劳动創造了人。”,但是,没有提到“人”的起源,因为,对“人”没有明确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所以,在中华文明探源问题上,重新回归到“人”的本源问题。我认为还是黄帝时期的倉颉創立了漢字“人”,才有“人”的定义,“人”的概念,也有了做“人”的方向。第一个“人”也是黄帝时期倉颉創立,这一点也是确信无疑。

文明是人类的文明,社会也是人类的社会,人类的单元是“人”,人类社会就必须具有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性,这才是人类的文明,人类社会的文明。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人类发展的方向,不是为了生存而自然存在,这样与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为了改造自然,不断的改造自然的历史,形成了人类社会文明史。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多种多样的,而是,做人的方向是单向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应该朝向人性的方向发展的。不理解“人”的字义,也就没有“人性”的追索,也就是失去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误把文化当做文明。

我们所认定的原始社会,究竟是什么概念?原始,等同于創始,黄帝时期倉颉創字就是創立了人类的基本思维逻辑,也就是善恶之分。何为“恶”,就是动物的本能和天性,危害了人类的生存为“恶”,亚心,也就是不是人性的方向。

何为“善”,就是抗击一切动物灾害,自然灾害,铲除害人虫,这就是“善”。人类就是除恶扬善一个逻辑,也是统一的思维逻辑。倉颉創立漢字也就是统一了中华民族除恶扬善的精神、思想、灵魂。我们不能掌握对漢字的字义解读方法,也就不能理解古人創造了大一统的承载人类文明漢字体系。

原始也就是人类文明的創立之初,原:厂白小(帛),帛:皇头帝尾,指倉颉創立的黄帝时期,“原”就是指黄帝时期。我们误以为原始,就是野蛮,蒙昧时代,这是根本性的错误,而是,創立了人类除恶扬善的思维逻辑。

随着苏秉琦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的研究。他认为人类社会从野蛮社会到国家的产生,全世界并非只有一条道路。笔者持相反观点,人类社会的就是确定人类统一的发展方向,这才是形成社会的标志。而阐释人类社会的基本逻辑,也就是善恶观就是倉颉創立漢字体系。

文字统一才能确定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不同文字阐释的思想肯定不一致,文明的观点(思想)也不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肯定不一样。戰争之源就是意识形态不同,思想的不同,对人性观点也是不同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尚且认为西方国家的产生至少有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种形式。漢字字义中,“国”和“家”的概念是对立的,國:囗或,囗:范围、地方,或:通域,持戈守卫一方疆域为“國”,家:宀豕,豕者为豬,家:指活着的豬。

原始社会的国家,指人类拿起武器,守卫自己生产、生活的地域,防止豬的侵害。这就是“國”与“家”的概念。与恩格斯的“國家”的概念上的不同,也形成了文明观的差异。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必然研究漢字传递的信息。

不能套用西方的文明观,定义中国的文明观,这是不恰当的。东西方文明理论的巨大差异,是有目共睹的。指中国人类社会的文明是漢字承载的文明,人类的历史也是漢字承载的历史。

漢字之中蕴含着辩证的思维,也就是从灾害中,从灾难中,感悟到斗争,革命的生存法则,这就是原始社会。西方是从宗教中,感悟的人生哲学,不能探索到人类的源头,因为,“人”在西方语言中,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明确的概念。

这就是中西方文明观的差异,文明观的不同,从“人”的概念上,能够感覺到漢字的文明,远远超过西方语言的文明,更贴近于人性,更接近于人的主观文明的认同。所以,不能简单的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