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领袖蒯大富忆文革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30年前,命运之手将蒯大富从人生最高处推落,此后多年,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现在的蒯大富,也许还没有完成这种艰难的回归。
蒯大富的一生遭逢,都与北京有关。在这里,他前后呆了29年,至今仍对此地不无怀念和好感。事实上,在15年前,他们就曾尝试过接近北京,结果半路遇挫,又灰溜溜地离开了。
1992年,蒯大富离开宁夏青铜峡铝厂,跳进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外”漩涡中,到山东一家企业工作。一年时间不到,“想干点事儿”的蒯大富就又跳槽了。
在北京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蒯大富,回到山东感到没脸继续呆下去,又折到江苏去,结果那边也对他关门谢客。这样四处碰壁,蒯大富却并不感到已经陷入绝境,总觉得终究会有一条出路。这种心态,在沦为阶下囚的时候也没有打断过。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一段日子,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当时又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
“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2005年,蒯大富60岁。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生,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这一幅横批为“六十大富”的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当能走的路都被切断之后,经商就成为蒯大富融入社会的一个途径。而当年造就的名气,为蒯大富的日后行商铺就了一条捷径。第一次尝试,是在宁夏青铜峡铝厂,有段时间铝不好卖,厂里请他出马。
他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3个月,卖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元。生意做得这么顺利,是因为知道他的人太多,“厂长、处长一般都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下面报告说,蒯大富来卖铝了,那是很愿意见的。我立刻就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买个面子吧,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还行,你买我100吨,那好商量了。”
1994年,数度辗转来到深圳,蒯大富和他的清华同学联手经营一家音响设备工程公司。第一单,接的就是从前一位老部下的业务,这是一家国营单位,他为他们装了一层楼的音响系统,老部下则替他报了黑价,1000元成本造价被报到了1.4万元,当场提成给蒯大富1.5万元。当时的中国,万元户还寥寥无几,拿到这么一笔巨款,蒯大富感到“非常恐怖”。
商海漂浮15年,他已经是个腰缠万贯、事业有成的商人,高调得仿佛得到了新生一般。这从他那一大摞与各界名流会面的影像中可以看出来。
“商业上,我也没有什么造诣,但养家糊口可能没问题,”蒯大富说,“毕竟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学嘛,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当事人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老来怀旧。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有人问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在青铜峡,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就这样过了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蒯大富的电脑和相册里,保存了他过去和现在的记忆。书桌上,堆着各种各样已发或未发的书刊与稿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别人给他的历史所做的记叙和整理。晚年,他有更为充裕的时间反思当年的一些事情。除了错整了一些干部之外,他认为与此同时发生的流血冲突,自己也负有责任。这是让他多少年都后悔的事情。
“我被推到那种位置上,有一种偶然性。‘文革’,清华肯定是要出学生运动的,假如没有蒯大富,也会有张大富、李大富,具体落到我身上,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我被树起来了,后来就身不由己了,被推上去,想退都退不下来。
”这样一段复杂和纠结的历史,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一言以蔽之。(本文摘自《人民文摘》2010年第03期 作者:章剑锋 原题为:蒯大富:“红卫兵领袖”的人生回归)
附:中华论坛:文革造反派领袖蒯大富现身清华百年校庆
(2011年4月27日)
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近日以极高规格举行了百年校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百年校庆大会上,布置同中共的“两会”相差无几,集中了中央政治局的6个常委,更有国内外知名学者,校友,代表。
然而在此次清华百年校庆的活动中,却有一个特殊的并颇有争议性的人物,即当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蒯大富至今在民间仍存在不少争议,他的高调现身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有人向其索要签名。
巧合的是,蒯大富口述的《岁月流沙》一文不久前在海外杂志上发表,文中蒯大富详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清华时如何挨王光美整,小小年纪如何被推上了文革的风头浪尖,成为毛泽东和江青手头上整刘的工具。
但对于当年狠整刘少奇和王光美,蒯大富拒绝道歉:“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
我不觉得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怎么说呢,如果都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
蒯大富称自己最大的罪过是武斗,并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表示再三地忏悔。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从小成绩优秀。1966年,他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3年级读书,6月初因率先发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被开除团籍并关押。蒯大富开始并不知道工作组的背后是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
因为毛刘争斗,毛泽东亲自派周恩来、陈伯达到清华大学给蒯大富平反。从此,蒯大富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国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与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是文化革命初期五大学生领袖。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1966年,蒯大富等导演了将王光美骗出来批斗的事件,4月再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据称,把王光美送到清华大学接受批判,用的是周恩来的汽车,批完以后,周恩来给蒯大富打电话要把王光美送回来。蒯大富把王光美送回家。
1967年4月,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蒯在文革中参与并指挥了众多批斗刘邓和老干部的活动,挑起了清华大学的大规模武斗,并与工人宣传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亡。1968年7月毛泽东召见并批评了“五大学生领袖”,刘少奇已经被打倒,蒯大富也失去了利用价值,从此基本退出了文革的舞台。
1968年12月蒯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告一段落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四人帮倒台后,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
1983年3月10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3年在审判蒯大富的法庭上,蒯大富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因为法官的努力使他“文革”受审查的时间折抵了刑期。
蒯大富还对该法官表达感谢。
1987年底,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
1992年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
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
1994年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后又自己独立生存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