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学生领袖蒯大富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这场大革命中北京有五位学生领袖。他们是:北大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1953年,刚刚满八岁的蒯大富上学了。蒯大富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他送蒯大富上小学前,对蒯大富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讲了不少道理,让蒯大富上学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

蒯大富记着父亲的话,上学后,学习十分用功,在他们村子的小学里,蒯大富是学习比较刻苦,成绩优秀的一个。蒯大富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中学。

蒯大富学习成绩好,也使他父母十分高兴。在他初中毕业后,又决定让他继续读高中。这样,蒯大富在1960年即进入滨海县八滩中学读书了。蒯大富虽然读书刻苦,学习成绩好,但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

在初中读书时,蒯大富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成为学生骨干分子。蒯大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对政治活动表现出很高的兴趣,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从上初中开始,就离开家到学校过住校的生活。

很早就独立生活,使他小小年纪就比较成熟了,并养成了遇事有主见,自理能力强的特点。与同学们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也使蒯大富养成了善于与人相处,能够把同学组织起来的特点。高中时期,蒯大富当上了学生干部,不光是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了,也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了。

蒯大富在学校政治上表现好,学习成绩也好,是学校的好学生。学校对蒯大富是很看重的,在蒯大富进入高中不久,学校团组织便吸收他加入了共青团。

当年加入共青团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时团员并不多,加入共青团,就是青年先锋了,也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之一了。1963年,蒯大富高中毕业参加高考,他报的是清华大学,当年9月,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

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

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

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

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被扣留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对于此事,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

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

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

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

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七百多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共和县塘格木监狱。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1988年8月,蒯大富与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在南京登记结婚,后育有一女。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

曾有消息称,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回到母校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

 67岁的蒯大富,身体已经欠安多时。面部肌肉偶尔会出现抽搐,话说到一半,间或会戛然停止,这个身材壮实的老人,三度被中风击倒,每次又都重新爬了起来。最近的一次,看样子还不是太糟糕,语言和行动能力毕竟都没有丧失。

蒯大富在谈到文革时,“有人问我,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

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