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谈往事

2017-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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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原作者:霞 飞)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

(原作者:霞 飞)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

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

一夜爆红当上红卫兵领袖

蒯大富于1945年9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家庭里。1963年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强大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 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他,立即开始行动起来,在同学中进行串连。

1966年6月8日,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他们对造反学生十分不满,对一些行为过激的学生进行了批评,蒯大富不服气,他逐渐发展到与工作组对立。在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的参与下,蒯大富被组织表决的方式,开除了团籍。为了防止意外,住校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

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明确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被关押的蒯大富。7月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宣布撤销。

7月29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康生见毛主席这样说,立即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一时间,他似乎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代表,是造反的先锋。

蒯大富组织了一次次红卫兵造反“誓师大会”,队伍逐渐发展到了几千人。他给这个组织起来一个名字,叫“井冈山造反兵团”(简称“井冈山兵团”)。他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蒯大富成了左右清华大学局势的红卫兵领袖,当年的红卫兵不再直呼蒯大富的名字,而是称他为“蒯司令”。

疯狂武斗遭到毛泽东批判

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了中央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仅名列第八位。蒯大富经过分析,认定刘少奇必然要被打倒。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蒯大富抢先喊出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后,北京一些高校也跟着喊出了这个口号。这次冒险,使蒯大富名声大振。

但是,不管红卫兵们怎么喊口号,中南海里面仍然一片寂静。蒯大富就打算揪王光美。为了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蒯大富想出了这样的计策:先把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控制住,然后胁迫她给王光美打电话,把王光美骗出来。此计定下来后,他们就照计施行,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1967年4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万人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这次大会由蒯大富亲自主持。这次批判王光美大会,让蒯大富出尽了风头。

1968年,在蒯大富出尽风头之时,清华大学另一派红卫兵组织正在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一开始,两派组织之间还只是辩论。语言上的冲突又导致肢体冲突,直到大打出手。中央知道了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发生武斗并且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制止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派由工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组成“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一些高校。

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把武斗的矛头指向了“工宣队”。 “工宣队” 于7月27日进入清华大学,当即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装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得知自己决定派出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受阻,毛泽东震怒了。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一见面,毛泽东就十分严肃,直接批评红卫兵五大领袖说: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头脑膨胀。你们不听从指挥是不行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专门点了蒯大富的名。这使蒯大富出了一身冷汗。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可以说,毛泽东这次同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是红卫兵运动的转折点。

安度晚年感谢邓小平留情

接下来,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冷落了蒯大富,再没有人理他了。1968年12月,蒯大富接到通知,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到了那里,又得到通知,自己被分配当电解工。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蒯大富果然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于当年11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清查“五一六”事情过去后,1973年,蒯大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在北京,蒯大富被关在秦城监狱,在青海,他被关在共和县的塘格木监狱,这是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的监狱。但他不必参加劳动。这些重刑犯是一个人一个院,平时互相见不到。蒯大富也是一人一个院。出狱后的蒯大富曾说:关在那里,待遇还是很好的,吃得很好。有书看,报纸也有。蒯大富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