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对新时期反腐败的启示

中国军网记者频道济南(王洪兴 乔跃海):近日,习***通过重提历史周期律来鞭策和警示全党,他语重心长地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不禁让笔者想起了近代历史周期律最惨烈的“案例”——苏共倒台。

一个曾经战胜了法西斯德国、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卫星,拥有1500万党员、掌握着国家全部权力的政党,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政权交替出奇顺利。不得不让人震惊,作为当前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更应该好好反思这段历史。

作为一名失败了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喟然长叹“我们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应该说被人民抛弃是苏共倒台的决定因素。由此我们党吸取了历史周期律最普遍的教训,那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是人民在推翻政权的行动中总是被动的,要不是迫不得已、实在难以为继,他们是不会去对抗政府的。事变前的全民公决显示,有76.4%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多数人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

23年过去了,人民成了掩盖了幕后主动因素的挡箭牌。电影《消失的子弹》中刘青云的一句台词说得深刻: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就是幕后主谋。在政治领域,苏共的干部在后来的总统班子中占75%,在政府部门中占74%,在地方政权中竟高达80%。

在经济领域,苏联国内企业家中***员占85%,他们很多直接由国企经理变为私企老板,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得出结论:“(苏联)***是惟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旧贵”变身“新贵”,“公产”变“私产”,黄苇町先生认为:苏联剧变实质是既得利益集团发动的“自我政变”。他们所摄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侵占和鲸吞社会财富。他们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利益,并能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

历史现实远比虚构电影精彩得多,一群贵族的精心谋略达到了“瞒天过海”的效果。暴风雨来临前夜,反共分子点燃倒共的导火索,党内权贵们里应外合,那些不明就里的普通党员和厌恶腐败的民众轻易被鼓动。多少年后,换上资本家外衣的“新贵”们名正言顺地吞噬蛋糕,被剥削的人民又开始怀念苏联时的国富民强,为自己莽撞举动后悔不已,却很少埋怨事变背后的“推手”。

其实,在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富豪家族,允许少数人占据大部分甚至垄断国家财富,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维护资本家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之中草根商人占了绝大多数,并且多是在竞争性领域打拼。与之不同,苏联后期的富豪主体是官员,他们左手把持政权,右手抓着财权,能够操纵社会进程。

他们把代表国家支配的权力转变成个人发财的资本,不断积累的财富又反过来绑架了他们,要维护既得利益就得冒国家之大不韪。可见,“官商合一”是富豪发难的根源。

反观中国,2012年上海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发布的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有102万名千万富豪。在改革开放30年的积累中形成的这些知名富豪家族,数量不到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四,却掌控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他们大抵有三类:白手起家,草根企业家崛起;体制内崛起,以商人终结,有的是“红顶商人”;红色家族,借助政治资本在需要审批的行业崛起。

历史上,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后期,就有寒门和豪门联盟,形成新集团的先例。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联姻,形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几乎可以达到赢家通吃、掌控国家的境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进入后宫,某种意义上就是政商联盟的结果。当前国内的富豪家族在构成上集中于地产行业,在地域上集中于北上广地区,而且比例大得惊人。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重叠不是偶然,“红顶商人”与红色家族风生水起,正在复制着古代联姻发展的模式。

富豪家族过于强大肯定不是百姓之福,政商联盟的趋势则必然是国家之祸。富豪家族向政府官员行贿寻租,政府官员向对方提供优质资源,两者之间互惠互利,吃大亏的是国家总收益。福建厦门远华案、广东湛江走私案、辽宁沈阳慕马案等的教训犹在眼前。

因此我国和很多国家都规定,官员担任了一定层级的政治职务之后,其家族成员就不得再从事相关商业活动。防止苏联悲剧在中国上演,关键是要监督好制约好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时还要保护好富豪合法财产的安全。

历史早已经定格,深藏其中的教训却需要后人不断用新视角去发掘。研究历史周期律,我们不仅要向下看,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还要向内看,牢记“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的道理,从亡党亡国的高度看待反腐败问题;还要向上看,牢记《狱中八条》的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坚决铲除政商高端联盟的铁三角。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一届党中央对此也是保持着高度警惕,反腐败和打击官商勾结的力度不断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