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变迁周晓虹 周晓虹:社会学经验研究传统的形成与确立

【内容提要】在现代社会学中,经验社会研究和理论研究构成了这一学科的两大主要传统,但同后者相比,有关经验社会研究本身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欧美早期经验社会研究的形成和确立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经验社会研究的产生背景、制度化的过程以及对现代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对于社会学理论研究同经验社会研究的结合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 键 词】社会学/经验研究/制度化

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同先前的社会哲学迥然有别的学科,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它所具备的经验研究的品质。这一品质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利用第一手的经验资料论证假设、建构理论,而不能单凭抽象的思辨活动对社会作形而上学的推演。

不过,现代社会学的这一品质的形成,或者说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并不始于这一学科的初创时期。我们知道,尽管孔德和斯宾塞都提出了用实证手段来研究社会的设想,但他们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理论社会学与经验研究的正式“联姻”是在迪尔凯姆手上开始的,而经验研究的制度化则更是在社会学从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迪尔凯姆之前没有经验研究。相反,经验社会研究比起纯理论社会学来说,历史恐怕更早。远在孔德提出“社会学”这一名词之前,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就同“政治算术”、“社会物理学”一起,出现在英国和法国。

[1](PP36-52)不过,在社会学产生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其“发展确实是蔑视学术之外的探究的。英国早期的社会调查和德国的统计分析尤遭白眼”[2](P132)。

并且,这种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前都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由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构成的经验社会研究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经验社会学就是从那里发展壮大起来的。正因此,美国社会学家G.米切尔提出,以“发现事实”(fact-finding)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同以理论探讨为主要特征的思辨研究,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两大主要传统。[2](P8)

经验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最初是一个与理论社会学相脱节的独立过程。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尽管促成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出现的宏观原因是相似的——它们都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但这两者的产生还有着自身独特的微观原因:从理论社会学的角度说,它的发展可以源于纯粹的探究知识的目的、可以源于建立观念体系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源于教育普及的目的。

而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说,它的发展则直接来源于这样一些需求:(1)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制定公共政策,政府部门有必要了解基本的人口和资源信息;(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快速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城市膨胀、人口高速增长、阶级差异加大、下层的贫困化、犯罪率持续不辍的上升),解决或对应这些问题需要掌握广泛和细致的资料;(3)为了检验科学理论、了解社会过程的实质,也对获取经验数据的社会研究提出了需要。

[3](P6)在这些需要的刺激下,政府的行政机构、各类业务公司、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以及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的研究部门和个人都对社会调查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兴趣。

这样,到了19世纪初,在后来的学院社会学或理论社会学在孔德和斯宾塞等人的头脑中孕育的同时,与了解社会问题、社会状况有关的各种调查报告、个案描述、统计分析也在政府官员、慈善组织、医生、教师、企业经营者、社会名流以及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手中热腾起来,并逐渐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单在英国,从事经验社会研究的专门人员就从1834-1854年间的2%,上升到1855-1874年间的14%,接着,又在1875-1900年间上升到24%。

[3](P111)

不过,上述研究无论在研究项目还是在研究者的组成上,都是分散的、不连贯的、各自为政的,自然也是五花八门的。因为这些研究往往是在学院的大墙外进行的短期的应景之作,缺乏长期的计划以及专门的组织者,不仅项目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前后项目之间也没有连续性和积累性。

另外,由于上述形成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原因不同,一直到迪尔凯姆为止,经验社会研究和理论社会学各行其是的状况都没有改变(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说的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结合仍是相对的,因为两者之间事实上的分离至今仍然存在)。

一、从辛克莱到布思:英国经验研究的发轫

尽管英国出现了斯宾塞这样的社会学创始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学在保守的、重视古典和人文教育的英国大学体制中并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英国只有伦敦大学设有一个培养本科学生的社会学系,同社会学有关的教育常常是在社会科学系和行政学系分别进行的。[3](P8)

不过,英国早期的经验社会研究并没有因为社会学未在大学中立足而受到丝毫的影响。相反,英国的改良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在相当的程度上促进了经验社会研究的开展。在整个19世纪,改良主义者和改革家们对社会研究的需求占了主导地位,而统计学家在社会科学家中更是一枝独秀。

他们对建构社会理论缺乏兴趣,而将经验社会研究视为改革和立法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在这些改良者眼中,社会问题的原因不在社会的宏观结构,而在社会个体的不适应。

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一系列个体问题,诸如“无知、精神匮乏、不道德、环境恶劣、贫困、犯罪和无节制……”[4](P39)。为了改变这些状况,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以收集个体统计资料为特征的调查研究,并成为改良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在19世纪初大规模的经验社会研究之前,英国就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数量分析研究:1662年,英国布商约翰·格郎特(1620-1674)出版了根据统计数据写成的《对死亡率清单的观察》,这是现代统计研究的源头之一;紧接着,格郎特的好友、数学家维廉·配第以一部《爱尔兰的政治分析》开创了经验社会研究数量化的先河。

配第认为,“数能够解决所有的实际问题,因此他将自己的新科学命名为‘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这一名称在整个18世纪都畅通无阻”[3](PP16-23)。

统计研究的传统到了19世纪英国改良时期结出了硕果:约翰·辛克莱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20年代间,组织了对苏格兰市民的规模庞大的社会调查。他邀请了许多牧师参与他的活动,从而获得了881个苏格兰教区的统计资料。

辛克莱编制的调查表涉及116个项目,其中40余项涉及地理、矿藏资源以及教区历史,另外60余项涉及居民的性别、年龄、职业、宗教信仰、出生率、死亡率、自杀、他杀、失业人数以及酒徒等等。在此基础上,辛克莱编辑出版了长达21卷的《苏格兰统计报告》(1791-1799),1834-1845年间又以同样的线索出版了《新统计报告》。[2](P126)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经验社会研究主要是在两个线索上展开的:其一是以医生为主开展的公共卫生调查;其二是以统计学家为主展开的内容更为广泛的社会调查。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经验社会研究出现了低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改良主义的主张已经部分实现,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法律,而工人运动自宪章运动失败后也进入低谷;其二,以斯宾塞、高尔顿等人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弱化了人们对改善社会状况的热情。

因为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犯罪不应归因于贫穷和缺乏教育,而应归因于遗传和生物学上的特征;而致力于改善贫困者的社会状况的努力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努力不利于社会正常的“代谢”。[1](P43)

值得庆幸的是,自19世纪下半叶起,由于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重起,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也从自由放任重归集体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经验社会研究,尤其是贫困研究重新吸引了许多研究者,而其中最卓有成效者是布思和郎特里。

查理·詹姆斯·布思(1840-1916),是英国利物浦一个成功的造船业主。布思对经验社会研究怀有天生的爱好,他“确实是第一个在造船业中使用经验研究的人。因为他深信,收集有关的经验信息是商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3](P98)不过,布思所以会从一个中产阶级的志得意满中脱离出来,用曾经在造船业经营中获得成功的方法来研究伦敦工业区工人的贫困,同他的妻子玛丽·麦考利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促使丈夫不顾个人的商业生计和健康,去关心贫苦工人的疾病及其悲惨和乏味的日常生活。

[5]为了获取第一手的资料,布思获得了250名伦敦学校委员会督导员的支持。布思和助手在这些督导员的帮助下,同3400条街道上的数万个家庭及其孩子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并获得了大批第一手的社会调查资料。

这项调查始于1886年,1889-1891年间布思出版了三卷本的《东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892-1897年间和1902-1903年间,这部著作又两次扩充,最后成了包括17卷三大集的宏篇巨制,而三集的篇名分别是《贫困》、《工业》和《宗教》。

布思的研究后来推广到了整个伦敦,而新的工作目标使得布思成为“第一批使用系统化的抽样程序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布思意识到,如果要掌握每一个人的资料(就像先前的研究做的那样),研究整个伦敦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设计了抽样技术”[3](P81)。

布思将伦敦分成50个区,按照5个不同的标准进行排列,这5个标准是:贫困率、人口密度、死亡率、出生率和早婚率。进一步,通过计算这些标准的平均值,获得各个区的综合指数。由此,有人认为“布思实际上是‘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的先驱者之一”。[6](P126)

布思的继承人是另一位企业主本杰明·西博姆·郎特里(1871-1954)。他在19世纪末通过对约克郡的经验调查,出版了《贫困:有关城镇生活的一项研究》(1901)一书。[7]同布思相比,郎特里的研究有这样几方面的改进:(1)他敝开了中间人(如布思的学校督导员),直接面向工人,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2)他采用了较布思更为客观的贫困标准,以建立在当时的生理学和营养学基础上的“体力效应”(physical efficiency)及其满足情况作为划分贫困的基线;(3)在此基础上,他将贫困划分为初级和次级两种,前者指人们的总收入不足以获得“体力效应”的最低需要的状况;后者指人们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体力效应”的状况。

[2](P132)另外,也是在这本著作中,他还提出了“贫困线”的概念。

在20世纪初,在郎特里的研究进行的同时,英国还有许多社会调查都在蓬蓬勃勃地展开,其基本的趋势有两个方面:其一,统计技术在社会调查中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其中鲍莱于1912年在四城镇范围内进行的“生计与贫困”研究出色地使用了抽样技术,并对后来英国政府及民间的经验社会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二是一些小规模的市民调查(civic surveys),这些在市镇中进行的调查涉及市民的健康、住宅情况、信仰、教育、闲暇、道德状况以及市镇的工商业情况。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后一类研究“除了在门外汉的头脑中强化了社会学应该同这类发现事实的调查相结合的观念,很少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影响”[2](P140)。而英国保守的大学教育体制也不承认这些研究者是自己的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