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心理学周晓虹 周晓虹教授谈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周晓虹教授谈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2014年11月5日,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二季第4期(总第29期)在鼓楼校区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
此次午餐会邀请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并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教育部社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晓虹教授。周教授为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了其博士论文《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的写作历程。
本次学术午餐会由潘知常教授主持,汪萍书记、杜骏飞教授、郑欣教授、蒋恩铭副书记、胡翼青副教授、周海燕副教授、朱丽丽副教授、王蕾副教授、胡菡菡副教授、王辰瑶副教授、李明副教授、袁光锋助理研究员和近百名来自校内外的硕博研究生们参加了这次学术讲座和讨论。
在学术报告开始之前,潘知常教授代表新闻传播学院,将学术之家第一季纪念册赠送给周晓虹教授。
潘知常教授还向同学们介绍了三个不同的周晓虹教授:一是作为新闻传播学院“亲戚”的周晓虹——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师队伍中有多位是周教授的门下弟子;二是作为学术明星的周晓虹——南大毕业20年的学生返校,学校只安排了周晓虹教授为大家做报告、帮助大家“回忆青春岁月”;三是完美的周晓虹——潘教授笑言,周教授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遗憾。
潘教授最后总结到,周晓虹就是周晓虹,周教授最闪光的地方就是他的真性情,这就是最真实的周晓虹。周教授感谢了好友潘知常教授的主持以及新闻传播学院的邀请,很高兴能到学术午餐会来与大家交流。并谈到和新闻传播学院的渊源——93年时,甚至一度动心思到新闻系任教。
在谈其博士论文时,周教授告诉大家,怎么做博士或硕士论文比论文本身更重要。尤其是博士论文,写作时几乎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和思考,但越接近完成却越会觉得焦虑不安,以致茶饭不思,可最终仍会留有遗憾。
周教授说,今天再看自己的博士论文是不满意的,但他认为人生无法超越,而博士论文都是遗憾的艺术。 在谈为什么会想到去写“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时,周教授提到了南大历史学系的读博经历、尤其是不同于社会学研究的史学训练给予其的帮助。
由于硕士阶段擅长的是社会心理学,而博士论文却必须写作历史学的论文,于是周教授就开始在社会与历史之间思考问题。
博士论文未形成前,最先引起周教授关注的,是92年前后一本杂志上关于北京南面浙江村的介绍,但此时的周教授还没有找到应该做什么。
95年,周教授亲身前往北京浙江村。当时周教授身边有很多人说浙江村里很危险,劝其不要去,但周教授却坚持前往,并最终在进入后发现了同外界传闻不完全一样的浙江村。 可这时的论文写作仍有问题:一个是现实的浙江村,一个是历史学博士论文历史向度的要求。
这时周教授就想到,是否可以去浙江村人的老家去研究这些人的历史。于是周教授就一路向南,并最终选择了虹桥镇作为了他的考察对象。
他发现,北京浙江村的源头就是这里的走出的一对兄弟,他们租了农民的房子做服装批发、服装制作的生意,而后他们以血亲、姻亲迁移的方式,逐渐将家乡人带往北京,并像滚雪球一样越带越多,最终形成了浙江村。
这样一来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国家将这些流动人口看做盲流,并很警惕。于是浙江村的人在北京生活,无论上学、看病、买火车票,甚至日用品的消费都没有地方可去。
于是这些人就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浙江人的聚居地——浙江村内建立了所有的机构,包括医疗所、汽车火车票代售点、甚至长途电话,这样一个准社区就形成了。
那么,浙江人为什么会习惯流动呢?周教授将其和江苏做了比较。浙江和江苏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浙江山很多,人均占有耕地少,当时的周庄镇人均耕地只有2亩,而此时的虹桥镇却只有3分。这样少的人均耕地面积使得浙江人要依靠田地维持生存十分艰难。
于是浙江人就只能选择外出谋生。 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统治使得人口的流动性降至最低。但对浙江人来说,由于土地太少,为了生存,政治规则就成了第二位的,这时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跑出去”,以求生存。
而恰恰是这些人,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社会最大的创造力。我们如今说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区别——苏南模式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形成,温州模式则体现出强大的民间力量——也与此相关。
周教授说,他非常看重农民的这段经历,为什么浙江人能在改革开放中一转眼就变成企业家,这与他们在毛时代的流动性体验、城市体验有着很大关系。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江苏。选择周庄作为江苏农村的考察地点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周庄离上海非常近,受到上海的影响很大;另一个则是考虑到周庄和虹桥一样,都是千年古镇,都有着悠久的经商史。 我们看到近代以来江南的财主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周教授解释,中国士绅阶级最具代表性的特点有二:一为有地,二为读书,而读书则是为了使土地能够长久的保有下去。
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是说有了败家的后代,而是在中国诸子平分家产的传统下,随着家庭的不断扩大和分裂,土地的持有注定要减少,这与诸如日本的长子继承制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家产分配方式使得士绅阶级若想保持家业,就必须读书继而做官,最后将一生所得换成土地,从而使土地不随着家产分配而减少。
但1905年科举制度崩溃后,读书人不得不改学新学,于是在西风东渐之时,江浙士绅就成了最早接受西学的一批人。除了读古书无用外,军阀混战也使得农村不再是从前安静的田园,种种乱象让人待不下去,于是外出读新学就成了共识。
这也是导致近代农村凋敝的重要原因。新学、新技术导致了江南人现代性的发展。在苏南体现为女性进工厂做工,从而发展了男女平权的观念;工厂固定的上下班规定,带给了人们全新的时间观念。
另一方面,苏南与浙江的不同之处在于,苏南虽然土地紧张,却没有温州等地人口密度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太平天国使得全中国人口减少了6-8千万,而最主要的人口消减就是在苏南。
以上这些使得苏南人没有流动的意识,国家的力量一直很强,于是改革开放后各类乡办、镇办企业,由于有着公社时期很好的基础,可以发展的很好。
浙江则与此相反,由于远离大都市(上海),又有着流动的经验,且干部对农民的管制方式与苏南有着很大不同,于是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周教授最后总结对比了江浙农民的四个方面:1.
地点不同。主要是与上海(现代大城市)的远近不同。2.两地的经商传统不同。在浙江,农商身份时常互换,而在江苏则非如此。3.凭借的资源不同。江苏凭借毛时代留下来的资产,构成了社办企业的雏形;而温州则没有这个条件,其集体经济的基础比较落后。4.两地的自然资源不同。
在报告最后,周教授特别就“怎么做论文”这一话题和大家进行了交流。周教授说,把自己的知识背景和所读学科的要求结合起来很重要。就博士论文而言,一旦发现有些东西和常识不一样,我们就可以探究不一样背后的各类因素。
比如,周教授就曾建议自己的学生做“集体跳广场舞”的研究。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对美国社群性降低这一变化的性质和原因作出了理论解释,而我们完全可以尝试分析中国为何会集体跳广场舞,这其中又有哪些原因,这样做出来的博士论文将是一篇十分有意思的博士论文。
周教授又举了前段时间所读一篇文章为例。
这篇文章从闽北的茶叶销售谈到农村人对孩子性别的选择和农村妇女地位的高低。文章指出,当茶叶销售好时,女孩子的价值就提高了,因为采茶主要依靠女性,于是茶叶销售好生女孩就不再是赔钱的买卖,而是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进而推导出之后种种。
周教授认为这篇文章就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有着社会学的想象力。 周教授还结合了自己的两位弟子:陆远博士和樊佩佩博士的论文做了讲解,这两位的博士论文都获得了社会学界最重要的博士论文奖项——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周教授提到,陆远对思想史很感兴趣,于是在陆远和他交流论文时,他就建议陆远去做一个问题——社会学为什么会产大右派?周教授说,在毛时代全国一共清算了55万的右派,其中大右派只有100个,而这之中社会学“贡献”了11个。
这就有一个问题,一个小学科为什么会“贡献”这么多右派?周教授认为这其中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而在和作为四川人的樊佩佩交流时,周教授提到,国家在08年汶川地震中要动员民众抗震救灾,而共产党在动员民众方面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于是他就建议樊佩佩,看看这个传统在今天还有多少路径依赖的部分。周教授最后总结,所有选题都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在互动环节,我院朱丽丽副教授首先提问,我国三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有两个来自苏南,那么苏南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学是否有什么关联?周教授指出,不仅是社会学,所有的新学都和苏南有关系。
在1905年后的大变迁中,士绅的子弟很多都开始朝向新学,他们成为中国第一代接触新学的人。实际上很多人选择职业都和他们的士绅背景、农耕背景有关,比如费达生,他选择的是蚕桑,而孙本文先生的哥哥孙本忠,选择的也是蚕桑,并一度担任中央大学农学院蚕桑系的主任。从这之中其实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人,为自己国家服务的方式都和自己的背景有关。
王辰瑶副教授说,她感到新闻和社会学很有必要打通,新闻培养的是记者,而记者是要观察社会的,社会学家同样要观察这个社会。但这之中有一个问题,新闻业有时间的约束,这就成为新闻身上的一到枷锁,如果新闻想要更好的反映这个时代,那么新闻能够向社会学学到什么?时间是否成为这个打通过程中一个致命的限制因素? 周教授回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时间的制约确实使得新闻人很难,尤其在中国当下的政治制度和新闻制度下。社会学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社会学不是那么尖锐的非要对今天的事物作出反应,不必立即发声,而且社会学也不主张立即发声。
比如马克思•韦伯就说,你可以有你的政治观点、政治思想,但你没有必要在你的包里放着指挥社会的指挥棒。所以,社会学的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就在于,它没有新闻这样直面社会,但正因为如此它可以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
由于保持了这样的一段距离,社会学者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学中所说的价值中立。 所以,周教授认为新闻不是社会科学,但传播是社会科学。
新闻可以讲党性,但传播不能背离事实,是相对客观的。社会学由于在时间上相对滞后,能够相对客观中立,所反映出来的社会也可能更接近于它的原貌,它受到意识形态和个人利益的左右可能就不大;但是新闻却可能不是如此,因为它关乎到你的饭碗,你的声誉,你的位置,关乎到你对资源的利用,这些都可能使你偏离你原本的视角,去屈从政治或者某种其他的东西。
周教授指出,这并不是说新闻不用学社会学,或者社会学不用学新闻。
相反,周教授认为,社会学最应该学习新闻的敏锐性。很多著名的社会学家都是新闻出身,比如芝加哥学派的巨擘帕克,比如戴维•瑞斯曼,有很多新闻人最后投身社会学都成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
社会学家如果缺少新闻人的那种敏锐性,那么他最后做出来的一定是捣糨糊的东西。所以社会学去学新闻完全值得。
保持对事物敏锐的感知力很重要,因为无论是批判还是分析,都建立在感知力的基础上,如果连感知都不具备,何谈分析和批判? 反过来,新闻可以学社会学把社会放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不带自己的情绪去看待它。
很多人会误解,价值中立何以可能?周教授说,这并不是要你在社会中做到没心没肺。比如,我们对农民工,我们可以怀着同情,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怀有同情,我们才去研究诸如他们子弟的入学问题。但是,这种同情只能作为我们研究的动机,不能代替我们后来的研究结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博士生吴志远提问周教授,如何看待乡村建设和城市化之间的矛盾。周教授认为乡村建设和城市化之间其实并不矛盾,它们是两个概念。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会变成城市,或者说他们的人口会变成城市人。
但如果农村有一天能够真正变得吸引人,或者至少吸引一部分人,那么这个农村就值得重建、扶植,从而让它变成“世外桃源”,变成一个国家的城市、工厂不再压榨的对象。
从这个角度讲,乡村建设和城市化应该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高梦媛同学最后提问,在碧山计划中,周韵指出中产阶级的精英视角可能不是农民真正需要的东西,那么周教授会如何评价欧宁他们在当地做的一系列的活动,这个乌托邦的实践是否合理,我们到底应该根据谁的意志去改造农村? 周教授说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介于他们二者之间。
周韵的视角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她的视角恰好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在对于那个地方扎根的人的评论。关键问题在于,在这样的重建或复兴过程中,如果没有人把这种复兴的理念带到乡村去,或者说给农民一定的帮助,只是等待他们自发的产生这种念头,可能还要有三十年。
问题是我们还等不等得到三十年,我们知道,因为城市化,农村当中暂不提精英,年轻人都已经走空了,农村越来越凋敝、萎缩。
此外,在今天的中国,周韵所说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政府把所有的活动都看成是异己的活动,所有你能做的基本都和经济有关的。欧宁他们的活动使得碧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复兴。周教授认为,实际上关键不在于他们做到什么程度,也不在于他们的行为是否得到了普通民众的呼应,在今天的中国,“做”是最重要的。
学术午餐会最后,潘知常教授感慨周教授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愉快、非常学术、非常精彩的中午。在最热烈的掌声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第二季第四期(总第29期)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由周晓虹教授带给大家的学术盛宴——拉下了帷幕。 (文/吴斯 图/赵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