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成、李秀成与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
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这是太平天国从进攻到防御、从胜利到失败的转折点。“内讧”削弱了革命声势,迫使太平军在东西两线的进攻停顿下来,使敌人得到喘息和反扑的机会。在皖北,清军陷三河,困桐城,逼安庆;在长江上游,湘军侵占武汉、九江,进窥安庆;在江南,清军逼近天京,再建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相呼应,掘长壕围天京。这样,太平天国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的形势,天京、安徽同时危急。就在这时,经“朝臣查选”,天王提拔忠贞革命、英勇善战和掌握兵权的两位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出来助国”。
陈玉成(一八三七——一八六二)和李秀成(一八二三——一八六四)都是广西藤县人,贫雇农出身。贫雇农的苦难生活,赋予他们强烈的阶级仇恨和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鸦片战后,广西的农民斗争和拜上帝会的革命思想,磁石般地吸引着他们的心。他们毅然决然地献身于革命,并在革命洪炉里,逐渐锻炼成为军事统帅,肩负起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的重任。他们的名字是和太平军的战绩、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
一八五六———一八六○年间,由于陈玉成和李秀成的联合作战,暂时稳定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局势。
“内讧”后,秀成奉命从句容援皖,驻守桐城。桐城是安庆的门户,安庆是天京的屏障。当时清军围困桐城甚急,秀成即联络捻军张洛行部牵制清军,并求援于围攻宁国的陈玉成。玉成当即准请,率军来救桐城。陈李会议枞阳,后以出奇制胜计,大败清军,开始扭转了安徽的军事局面。
就在此时,石达开又进行了分裂活动。陈李虽然同情石达开的遭遇,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使他们拒绝了石达开的招约,维护了革命队伍的团结。石达开出走后,“朝中无将,国内无人”,为了支撑危局,天王乃任命蒙得恩为正掌率,“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玉成为又正掌率,秀成为副掌率,“提兵符之令”,一改石达开出走后“国政不能划一”的局面,“稍可自立”。
陈李并没有为迅速的升迁而得意忘形,却深感责任的重大。他们认为整顿内政是冲破清军包围的重要条件,因为“内讧”后,天王已丧失了信人勇气,“用人不专,情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致使“人心改变,政事不一”。这种“朝规坏乱”的政治局面,是冲破清军包围的严重障碍。陈李为革命责任感所驱使,曾就此事会商于安庆;秀成并直接奏请天王应“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衣(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代(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在这里,李秀成回避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而这正是动员农民群众、打退反革命进攻的关键所在。李秀成的建议尽管还不曾超越封建制度的范围,但它依然不啻为解救时弊、重振政局的革新方案。可惜,这些合理建议却被天王无理拒绝。
当时军事形势非常险恶,这就迫使李秀成不得不摆脱朝政而专心从事武装斗争。一八五八年二月,江南北大营围困天京甚急。秀成得天王允准,出京调度援军。三月,秀成将京中之事,交与蒙得恩等掌管,奏准不许长次兄理事,随即赶赴芜湖,决定“先扫开两甫(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内人心”。八月,陈李等会议枞阳,“各誓一心,订约会战”。九月,陈李会师乌衣,前后夹击浦口,歼敌万余,打垮江北大营,收复浦口,京浦交通线得以恢复,使京内人心稳定下来。
正当陈李联军攻破江北大营之际,湘军主力李续宾部自江西、湖北进犯安徽,进至距庐州五十里的三河镇。三河镇“实扼庐州之总要”,又是太平军屯聚粮米军火之所。天王急命玉成往援,玉成奏准天王调秀成同往。十一月,陈李联军前后夹击三河之敌,全歼李续宾部,反革命遭受严重打击,曾国藩曾供认:“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陈李挥军乘胜扩张战果,收复桐城等地,围攻安庆的敌人军心震动,撤围而去,安庆之围不战自解,长江上游的形势趋于好转。
一八五九年初,由于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的叛变,天京第三次陷入重围。秀成当时驻军黄山,闻变赶回,入镇浦口,暂通天京之路。时值清政府任命江南大营统帅和春节制江北军务,和春派匪首张国樑率军增援北岸,加紧围困天京。秀成孤军不能取胜,即向玉成求援。四月玉成率军由庐州东下。十一月陈李联军几经苦战终于击垮敌军,收复浦口,京浦交通线再度恢复。正待继续再战扩张战果之际,曾国藩督湘军又从宿松等地进犯安徽,上游告急,玉成只得“扯兵上救”,秀成孤军留守浦口。当时秀成的处境极为艰难,他曾说:“我守甫(浦)口日久,又无军饷支兵,外又无救,南岸和张两帅之兵又雄,无兵与其见仗,营中所用火药炮子具(俱)无,朝无佐政之将,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军务政务不问,我在天朝实无法处。”不仅如此,他因叛徒李昭寿劝降事,“又被见疑”险遭不白之冤。原来天王因被东北翼王弄怕,不敢信外臣,专信同姓。一八五九年四月天王族弟洪仁玕到京,不久即“封为军师,号为干王”,无功升赏,众将不服,天王乃封玉成为英王,却末封勇猛有战功的秀成。叛徒李昭寿乘机写信劝秀成降清,被天王侦知,为防秀成有变,尽封中关船只,断绝秀成官兵来往。但秀成仍以革命事业为重,不顾个人恩怨,坚守北岸阵地,抗击敌军。秀成以忠诚于革命的行动,终于消除了天王的疑虑。十二月天王用黄缎子亲写“万古忠义”四字赐秀成,封为忠王。此后,秀成又进行了击垮江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的战斗。
江南北大营是咸丰帝奕詝与曾国藩矛盾的产物。奕詝计划是湘军出力,江南北大营收功,对它特别重视。它逼近天京,形式上成为可怕的大敌,但实际大政却是上游的湘楚军。太平军对江南北大营应取守势,对湘楚军应陈李联合全力攻击,首先要确保安庆。对于这个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陈李存在着意见分歧。
英王的主张是用兵上游,力保安庆,但忠王却强调了“京城四门具(俱)被和张两军重困深濠,朝内积谷无多”的情况的严重性,错误地主张把打击江南大营、解除天京的威胁放在首位,忽视了确保长江上游、消灭敌军主力这个决定性环节,因而力主出京,调度援军以救天京。一八六○年一月得天王允准,忠王出京赶赴芜湖,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将领均愿服从指挥,遂议决采用“围魏救赵”之计,以解京围。
二月忠王大军从芜湖出发,经宁国攻入浙江。三月攻克杭州。江南大营果然派精锐张玉良部援浙。忠王见敌中计,即率军退出杭州,急趋建平,会议各路将领,会后即分途进剿,由建平攻入苏南,从江南大营后方进击。时英王也奉命从潜山、太湖扯兵东下前来助战。五月陈李等联军分进合击大破江南大营,“九服(洑)洲妖艇亦与(于)其时相率潜遁,南北两岸通行,京围立解”。
这次战役在敌我双方都是重要关键。此后,太平军方面,由于受农民阶级性的制约,忠王着重用兵苏浙,英王则着重上游,力争安庆,从此两王不能合作,势力分散,加速了天京的陷落。敌人方面,奕詝计划失败,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给他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军政实权,湘军的势力和地位从此大进一步。
保卫安庆的失败,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正当陈李联军苦战六合、浦口之际,曾国藩指挥湘楚军分四路进犯安徽。湘楚军侵占黄梅、宿松一带,向安庆挺进。英王奉命挥军西指,联合捻军张洛行部十余万人,奋力迎击,双方激战于太湖、潜山一带。翌年二月,英王军战败,失太湖、潜山两个县城。正在这时,天王竟错误的命令英王率军回援天京,虽然英王会合忠王大军取得了击垮江南大营的胜利,但曾国荃湘军却乘机侵占集贤关,开始围攻安庆。五月,湘军得叛徒韦俊之助,侵占安庆的吭首——枞阳,安庆形势益危。
安庆是天京的屏障,力争上游,保卫安庆,是太平军的当务之急。
天京解围后,干王、英王和忠王等“登朝庆贺,且议进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庆,干王和忠王则主张先取苏杭沪,后救安庆。干王说:
“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靳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根据干王的建议,会议制定了著名的保卫安庆的战略计划:第一步,英王和忠王挥军东指,夺取苏、杭、沪,消除东顾之忧,分散上游敌人兵力;第二步,英王和忠王分兵南北两路,溯江西上,夺取武汉以救安庆。这个战略计划是十分高明的,因为它以保卫天京外围的主要战略据点安庆为目标,而以远离安庆的苏浙和武汉为入手之处。避实击虚,诱敌分兵,各个歼灭。
根据这个计划,忠王率军进取苏常,逼上海;英王率军先攻扬州后取浙江。
五月,忠王大军克常州,占无锡,乘胜收复苏州,苏州人民饱受清军蹂躏,乘机张贴“同心杀尽张和两帅官兵”字样,热情地欢迎太平军。忠王抵苏州,即优待俘虏以瓦解敌军,并“息士安民”,甚而亲自下乡安抚“苏民”,结果“民心顺服”。
收复苏州后,忠王即挥军东指进攻上海。当时忠王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是不够的,他进军上海是企图与“同事上帝”的外国势力取得联络。他照会英国全权代表,说明太平军必须收复上海,要求外国人保守中立。但是盘踞上海的外国侵略者,虽然标榜“中立”,却决定由英法联军武力“保卫”上海,并由美国流氓华尔出面组织一支“洋枪队”,配合清军进犯松江、清浦等地。面对着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忠王毫不犹豫,奋起迎战,在清浦大败“鬼军”,乘胜进攻上海。当时忠王还希望争取外国的“中立”,致书上海各国领事,宣布:外国人只要“门首悬挂黄旗”,即可得到保护,“其他要事,俟到上海,再行磋商”。可是当他到达上海时,却发现守在城墙上以洋枪迎接他的正是英法军队。忠王大军受到相当大的损伤,退至徐家汇。这次事件,惊醒了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使忠王开始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公敌。他致书上海各国领事,严责其不守中立,并警告说:若犹怙恶不悛,必将停止中外一切贸易。不久,因嘉兴军情紧急,忠王退兵救嘉兴,上海解围。
忠王进军苏、常、沪,是太平天国保卫安庆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确实打中了敌人要害,奕詝吓得惊慌失措,主张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严令曾国藩督军径赴苏州,“保全东南大局”。但老奸曾国藩却不为所动,他指挥湘军主力死死钉住安庆不放。同时,也不得不压抑一下曾系湘军独占战功的思想,保荐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分任浙赣苏三省军务,以对抗太平军。
这样,太平天国保卫安庆的第一步计划,就被外国侵略者和曾国藩所破坏。
九月湘军猛攻安庆,安庆形势益危。天王便派英王和忠王分军南北两路,溯江西上,会攻武汉,以救安庆。英王和忠王曾就此事会商于苏州。会后,英王大军经天京西进。十一月,英王率部联合捻军救援安庆。湘军被猛攻,准备撤退,叛徒韦俊自枞阳出兵断绝练潭饷道,英王军乏食,退归桐城。
一八六一年春,英王统帅北路军自桐城经霍山县攻入湖北,连败敌军,势如破竹,三月收复黄州、黄陂等城,直捣胡林翼的老巢——武汉。当时湘楚军主力在安庆、太湖一带,武昌城防空虚,胡林翼飞调水陆援军,一时缓不济急。显然,英王大军只要向武汉挺进,就可随手而得,安庆敌军将不战自退。正在这时,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参赞巴夏礼率舰队到达汉口,巴夏礼亲自赶到黄州要挟英王停止进攻武汉。四月,英王因顾忌英国的干涉,加上忠王大军远在江西和安庆被湘军猛攻益危,即错误地放弃了夺取武汉以救安庆的计划,退出湖北回救安庆。
与此同时,忠王统帅南路军也进行了西征。
忠王在收复苏常之后,即产生了欲取苏浙作根据地、忽视上游的思想,不愿再率军扫北,遭天王严责,勉强出师。忠王西征,固然是为了完成会攻武汉以救安庆的计划,但更主要的是为了接应江西、湖北的起义群众。
一八六○年十二月,忠王统帅南路军逼进距曾国藩老巢——祁门约六十里的黟县。曾国藩恐慌万状,忙写遗嘱,准备自杀,但忠王由于没有侦清敌情,放过祁门,向江西、湖北挺进。忠王得江西、湖北起义群众的接应,行军顺利。翌年六月忠王率南路军相继收复兴国州、武昌县等地,“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但忠王却在重苏浙轻上游的战略思想支配下,无意进攻武昌;加上英国领事金执尔曾到兴国,“劝说”他不要进攻武汉,并扣留了他托付转给黄州赖文光的一封信,所以他望见江北英王军旗帜,也未设法渡江会合,在收得湖北起义群众之后,竟然退出湖北,经江西攻入浙江,放弃与英王配合作战保卫安庆的战略计划。这是忠王用兵的一大失策,加速了安庆的陷落。
四月间,英王分兵防守湖北攻克各城,自率精兵回救安庆,屯兵集贤关。当时双方阵势虽然犬牙交错,层层包围,但基本情况是:湘军深沟高垒,围城打援;太平军则被分割为二,城内的进行阵地防御,城外的进行阵地攻坚。由于敌处优势,太平军要想在阵地战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当机立断,组织退却,放弃安庆,以便保存军力,待机破敌。可惜英王只看到保卫安庆的重要性,却没有认识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的危险性,决计不惜任何代价硬拚到底。五月英王派刘玱琳率精兵留守集贤关,牵制敌军,自己亲自去桐城、天京班动援军,再来解安庆之围。不料湘军则乘机围困集贤关,刘玱琳孤军凭垒抵抗二十余日,弹尽援绝,营垒被攻陷,刘玱琳等四千多精锐将土壮烈牺牲。英王得到败报,赶回再救安庆,但精锐伤亡太多,虽几经血战,仍不能挽回颓势。九月安庆终于被湘军攻陷,守将叶芸来率军奋起迎击,全体将士一万六千余人英勇殉国。
安庆的失守,给革命带来极大的危险。干王曾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安庆的陷落,导源于太平天国夺取武汉以救安庆的战略计划遭到破坏。这固然是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曾国藩的破坏,也由于受农民阶级性的制约,忠王重苏浙,英王重安庆,没有坚决执行这一战略计划的结果。
安庆陷落后,英王想去湖北招兵,再图大举,“不意将兵不肯前去”,遂退守庐州。英王在安庆战败,天王下诏严责,“革其职权”,并封江阻其归京。但任何困难都吓不倒革命的英雄。英王一方面“具本启奏”,要求天王改变“朝中办事不公平”的现状;一方面请命自守庐州,派部下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远征豫陕,“广招兵马,早复皖省”,并积极联络捻军张洛行部“以图大征大剿”。
一八六二年五月,清军围攻庐州,“城内乏粮,恐难久持”。当时练匪苗沛霖派人送信请英王到寿州,诡称愿助“四旗人”“攻打汴京”。英王早有夺取汴京之意,“苗来此信,恰合心思”,因而拒绝部属关于“回天京见天王”的正确意见,率军突围走至寿州,“原想踞城铺排一切,亲带陈得才、张洛行等分兵扫北”,不料被练匪苗沛霖诱获,送胜保营中。胜保劝之降,被严词拒绝:“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英王忠贞革命,至死不屈,六月从容就义于河南延津,时年二十六岁。
忠王进军浙江和大力经营江浙,虽然卓著成效,但并未能挽救革命危亡。
安庆失守和英王殉国后,太平天国的处境极其险恶。发愤图强、团结救国已成为当务之急。但天王仍深居宫内,不问政事,一味靠天,洪氏集团专擅政权,败坏朝政,疑忌忠良,特别猜忌忠王,降其职,密革其权,致使“君臣各有私怒之心”,力量分散,大局无法挽救。
与此同时,中外反革命势力却正在进一步勾结起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政变造成了中外反革命全面勾结的基础。外国侵略者开始全面援助清政府,那拉氏也全力依靠曾国藩,任命他为两江总督节制苏、浙、赣、皖四省军政大权,他也高度发挥了反革命才能,死心塌地的效忠其主子。
这样,太平天国必致失败的形势已定,它所以还能延长几年,全靠忠王为首的一支军队对革命无限忠诚,和江浙人民对革命的有力支持。
忠王西征,虽未能解除安庆之围,但在数月之内,长驱五千余里,攻克二十余城,招抚起义群众二十余万,军威大振,为忠王“生平最快意之事”,而曾国藩则“思之忧悸”。
一八六一年九月,忠王大军从江西进入浙江,所向披靡,军锋直指杭州。当时杭州“城内无粮,民亦无食,军民之心甚乱”。忠王有见于此,即督军强攻,同时“射谕入城”,宣传优待俘虏政策,以瓦解敌军。十二月末,杭州解放,忠王即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并安抚难民,稳定了杭州的革命秩序。
这样,苏浙两省膏腴尽为太平军所有。在苏浙解放了的地区里,忠王实行了各种富有成效的建设。
忠王分别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设置了苏福省和浙江省,并在苏浙根据地里普遍地建立了守土乡官制度。以忠王为首的农民革命将领掌握了苏浙两省的军政实权,省辖郡县和基层政权一部分掌握在革命将领、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手中,另一部分则操纵在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地主分子手中。太平天国苏浙政权一方面不同程度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不少“殷富之家不能出头”,农民获得了某些权利,并从人力物力上支援了太平军的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又允许了地主阶级的存在,逐渐地走向恢复和重建封建的统治秩序。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反封建的革命性和无力根本变革封建制度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忠王在苏浙根据地也进行了经济建设。他采取轻徭薄赋、扶助工商业、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等措施,从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内外贸易,出现了“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的繁荣景象,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又为革命战争提供了物资条件。不过,同没有彻底的政治变革相适应,忠王在苏浙根据地内也没有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上被保存下来。这固然是地主阶级千方百计的维护自己土地财产的结果,但也同忠王的土地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由于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作为农民将领的李秀成不可能制定统一而正确的土地政策,领导农民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斗争。苏浙根据地内封建土地制度的保存,使革命丧失了获得胜利的最基本条件,给地主复辟保存了现实的经济基础。
太平军因尽占苏浙两省膏腴,并进行了各种建设,声威大振。反革命一起大恐慌。老奸曾国藩急忙遵旨统筹全局,决定三路进军,力挽颓势:曾国荃湘军顺江而下进犯天京;左宗棠湘军进犯浙江;李鸿章淮军从上海进犯苏常和天京,并决定“借助洋兵”保护上海。当时上海的英法军队也宣布“为保卫上海周围三十哩半径内的地区”而战。一八六二年四月,李鸿章率淮军抵沪,开始依靠英法联军和华尔的“常胜军”对太平军作战,进犯嘉定、青浦和太仓。忠王并没有被中外反革命军队的联合进攻所吓倒,统率大军奋起迎战。在太仓大败“鬼兵”,乘胜克嘉定、青浦,围松江逼上海。忠王曾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则)即败。”英法联军龟缩上海一隅,上海几乎保不住了。然而由于大局的演变,使忠王在这紧要关头,不得不下令退兵。从此太平军再也没有力量进攻上海了。虽然如此,忠王统帅太平军二次进攻上海,却给侵略者以严重打击,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
正当忠王大军进攻上海之际,曾国荃湘军顺江而下进犯天京,逼近雨花台。太平军被迫处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天王以为克复上海尚无把握,而天京陷落的危险却迫在眉睫,因此坚决主张从上海撤军,集中兵力攻击湘军,保住天京。但忠王考虑到湘军初来,锐气正盛,又有水师的配合,骤与交锋,难操胜券,因而主张继续进攻上海,对湘军则采取“以逸待劳”之计,“待二十只(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围”。忠王的这种迂缓战略,遭到天王的严词拒绝。十月忠王被迫率军回援。但因太平军成分复杂,“弱而无纪”,部下各王不肯齐心,加上正逢天冷,棉衣、粮食供应艰难,虽猛攻湘军营垒四十余日,并未攻下。天王遂命忠王执行“进北攻南”的新计划,渡江北攻,进军安徽、湖北,会合西北太平军,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夺取武汉,切断湘军补给线,迫使下游和天京外围的敌军回师救援,以便趁机歼灭湘军,解除京围。一八六三年三月忠王率军渡江西进,行至寿州,未与西北太平军取得联系,适湘军围攻天京又急,忠王奉命回援,徒劳往返,战斗力大受损伤。
忠王回救天京,使苏浙地区太平军失去统一领导,孤立无援,被中外反革命各个击破。左宗棠湘军依靠法国侵略者的“常捷军”乘机攻陷浙江;李鸿章淮军依靠“常胜军”乘机攻陷苏常。
由于天京会战的失败和苏浙战场的瓦解,使天京陷入了既无太平军主力作支柱,又无苏浙为屏障的孤立无恃的困境。忠王充分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坚决主张作战略大转移,建议天王“让城别走”。这个建议是革命处于严重危机关头,保存革命力量,复兴革命大业的正确方针。但是,天王却狃于过去天京几次解围的经验,主张婴城固守,等待远征西北的太平军的救援,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终于导致君臣困守危城、坐待灭亡的局面。一八六四年六月,天王不幸病逝。七月十九日天京陷落。忠王奉幼主冲出城墙缺口,不幸被敌人冲散,幼主逃往湖州,忠王在南京郊外被俘。
忠王在囚笼中写成了长达几万言的“自述”,一方面概括地叙述了太平天国始末和本人战绩;另一方面又贬损自己,颂谀刽子手曾国藩,提出了“收齐章程”,表示“愿将部下两岸收荃(全),而酬高厚”。忠王的历史悲剧,就在于他没有认清外国侵略者联合国内封建势力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幻想用招降部众即阶级投降去换取封建统治者的“恩赦”和从事反侵略斗争。忠王的乞降活动,给他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忠王在写完自述的当天下午,就被曾国藩杀害,临刑时“复作绝命词句”,“叙其尽忠之意”。
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中外反革命的胜利。李世贤等分散的太平军虽然仍在继续战斗,但也只不过是大风暴后的余波,革命回潮中的浪花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