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写药诗 于右任临终诗

于右任的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又名《国殇》)发表于1964年11月10日先生在台北谢世后。晚年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1962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之后不久,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先生就写下了感情真挚沉郁的诗作《望大陆》。

这是他眷恋大陆家乡所写的哀歌,其中怀乡思国之情溢于言表,是一首触动炎黄子孙灵魂深处隐痛的绝唱。

1949年,于右任被裹挟到台湾,而结发妻子和儿子却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所以,他的《望大陆》并非泛泛的家国之情,而是深藏了刻骨铭心的身世之痛。祖国统一,是诗人一生所志追求的。

阅读此诗,给人一种悲怆深沉、爱国情挚的感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于先生久居台湾,不能回归桑梓,但是海峡波涛却隔不断、阻不了他望大陆、念故乡、思亲人的深情。

诗的前两节采用重章复踏的手法,反复咏唱,抒发对大陆、对故乡深切向往、眷恋的情怀,是诗人真情实感的强烈表露,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正是这真挚强烈的情感和刻骨铭心的思念,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引起读者感情与思想上的共鸣。

诗的最后一节开头两句借用了北朝民歌《敕乐歌》里的两句话,采用叠字,状物形象而生动!最后两句“山之上,有国殇!”语意双关而寓意丰富。《国殇》出自屈原楚辞《九歌》。《九歌》是屈原流放途中模仿楚国南方的祭歌而创作的一组诗篇,《国殇》是其中一首,是追悼将士的挽歌,所谓“殇”,《小尔雅》说:“无主之鬼之为殇。

”诗人巧借“国殇”,抒写自己死后不能葬在大陆,不能魂归故里的遗憾。

古人云:“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兽犹如此,人何以堪?人为的阻挠,使亲人分聚、骨肉离散,死后尚不能魂归故里,不得安宁,读来怎能不令人怆然而泪下?诗人借助这两句诗,表达出许许多多和诗人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们的心:他们魂牵梦萦、心中无法忘却的正是祖国的统一!先生生前见不到祖国的统一,死后还要葬于高岗,向大陆遥望,真是死不瞑目啊!

如今,香港和澳门已回归,我们正企盼阻隔半个世纪的台湾早日回到母亲的怀抱!相信,一个统一富强,繁荣昌盛的中国不久将屹立于世界东方!到此,于右任先生将会含笑九泉。

附录:于右任临终之谜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

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

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于昏迷。1964年11月10日晚上8:08,于右任与世长辞,终年8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

遗体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观音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我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4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这是人们对先生的评价。位于三原的故居和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也在深深的感念先生。

于右任青年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他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合作,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是真诚的爱国者;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一生写下诗词近900首。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著有《右任文存》、《右任诗书》等,他还是著名书法家,创立了“于体”书法艺术。

林语堂曾说过:“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

《生日诗》 泪洒香江汲水门,几回望望欲招魂。当年轻负读书约,白首如何报旧恩。

《浣溪沙 寿张大千先生六十》 上将于今数老张,飞扬世界不寻常。龙兴大海凤鸣岗。作画真能为世重,题诗更是发天香。一池砚水太平洋。

于右任留诗商洛山

       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诗人于右任先生,一生诗作近千首,见诸《半哭半笑楼诗草》、《变风集》、《右任诗存》、《于右任先生诗集》(台湾)、《于右任诗歌萃编》……然先生写于商洛的一首绝句,似鲜为人知。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战北京,强迫清政府于次年订立《辛丑条约》,规定清廷付给侵略者“偿款”银四亿伍仟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九亿八仟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平均当时全国每人分担二两多,史称“庚子赔款”,为国人之奇耻大辱。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22岁的热血学子于右任,怀着强烈的“教育救国”情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来到秦岭腹地的商洛山,出任商州中学堂总教习,并邀挚友蒲城人李仪祉(仪祉农校创立者)同来该校任教习。中学堂前身为敷教书院、商山书院,专研“四书”、“五经”,培养科举人才。

于氏掌教后,在商洛山首倡新学,以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一代新人,借此改变“落后挨打”的弱国命运。而于氏尤重启迪民主意识,常以发聋振聩言辞激励师生,遂使以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一政纲为主旨的《中国魂》、《自由魂》、《民约论》、《清议报》、《歌吟》等进步书刊先后进入该校并流传社会,被封建主义思想禁锢了几千年的麻木山民,得这股清风而渐次苏醒。

商洛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于氏功不可没,或可谓于氏之来是商洛山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奏。约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 初,于右任目睹那拉氏(慈禧太后)主政的清廷丧权辱国,日甚一日,特别是他耳濡目染商洛山民的血泪,更加激发了对满清统治的无比愤恨。相传先生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概写下了一首七言“打油诗”:

不会做天莫做天, 不是阴涝就是旱。 请你下来我上去, 风调雨顺过几年。

       这首诗,剑锋直指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安能不招来杀身之祸?清政府立即下达了逮捕于佑任的通缉令。于右任不得不惜别商洛山,向民主意识较浓的南方逃匿。

欲往上海,途经南京时曾写了首《七绝·孝陵》一诗:“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这第一句“虎口余生”,即记录了他从商洛山出走逃脱的经历;最后一句,借哭明孝陵表示出他反清(然不复明)的决心。

       先生写于商洛的这首反清诗,何以未入汇集这一时期诗作之《半哭半笑楼诗草》?据于氏自订旧稿时称:“少年作品,过火语太多,存其四分之一,为当时一段历史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