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奖学金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

武冈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资水上游,多苗、瑶等少数民族。明清之际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就绵延不绝,忧国爱民志士层出不穷。著名思想家魏源、杰出将领蔡锷,都诞生于这块土地。

吕振羽出生时,正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病症遍于国中,即使是武冈这样的湘西南边隅之地,亦不能幸免。吕振羽的家世便是旧中国苦难和奋争的缩影。吕振羽追述云:“吾父个性尤类先祖,力疾豪强,同情愚弱,常为羽兄弟道农村黑暗,至明白而易晓。于羽兄弟之生活意识,殊有至大影响。此殆由其困厄生活中所得之体念欤!”(注:参见吕振羽:《吕氏留年亭碑序》。)

中学时代的吕振羽,曾在题为《策问》(副题《曷各言尔志》)的文章中写道:“如国家民族危亡,当拜谢祖宗,舍身以赴,告黄帝轩辕于地下;如国家昌盛,只求茅屋两三间,卧谈唐诗,以至南窗……”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卷到武冈时,他和当时的青年们一道,走上大街,焚毁日货。1921年吕振羽考入在长沙的湖南省工业专科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工科)。

吕振羽十分重要的思想转折始于30年代初,他进入北平的《新东方》杂志。1930年11月16日撰写的《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是他较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趋向研究的论文。这篇重要论文中,吕振羽仿照马克思《资本论》,从资本、土地所有权、工银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六个方面考察资本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社会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说,从前三个因素看,即从产业资本的集积、原料的生产储积、劳动市场的供给和劳动技术三方面看,是有发展可能的。

商业资本、官僚资本、华侨资本、民间涣散资本都有可能集积;而重、轻工业的原料,煤、铁、石油、棉、毛、生丝等,也有天惠之厚;劳动力也不是不足。

但,从国家主权和政治、商品贸易和市场三要素看,情况不尽然。因为,“中国国家主权陷于不完整的状态”,这种不完整的政权又“依附于封建的统治之下去求生存”;至于市场,无论国外抑或国内,都处境维艰,“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无望,是客观事实所决定了的”(注:载《三民半月刊》,1930年第5卷,第3、4期。)。

1933年以后,吕振羽在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执教,主要讲授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学、殖民地问题、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还兼任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的课。不久升任教授。他的学术演讲深深地吸引着一批爱国青年。

他在思想上已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转向对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的研究。1933年6月撰成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北平聚魁堂讲义书局铅印),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尝试。为了参加社会史大论战,他还接连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重要史著,论证了中国历史的“合规律性”问题。

在北平授课期间,吕振羽还担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北平市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1935年至1936年,参加了著名的南京谈判,这是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次重要活动,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吕振羽奉命南下,在长沙组织抗敌后援会,后又回到家乡组织塘田战时讲学院。1939年秋,他奉周恩来之命到重庆,坚持敌后抗战。侯外庐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振羽到来,政治上,我们多了一位知己,学术上,就像添了一支兵马。

”(注:《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1940年,他参加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期间,撰写了《简明中国通史》(上)、《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两部著作,书中深寓了抗战救国的思想。

皖南事变后,受党中央指示,吕振羽直抵苏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华中局党校授课,后作为刘少奇秘书,千里行军赴延安。抗战胜利前夕,奔赴东北前线。在这里,他完成了《中国民族简史》的撰著。新中国成立时,已是东北的大学的负责者了。

1954年9月,吕振羽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民族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等。1955年9月,他率中国东方学代表团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席莱比锡东方学讨论会,回国后正式执教于中共中央党校。这期间,他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

然而,吕振羽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突遭拘捕失去自由。“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被直接投入监狱,但他始终坚持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凛然大义,坚持了历史学家应有的人格和品质。不为势倾,不为利诱,坚持自己对刘少奇的正确判断,坚持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斗争,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鸣冤辩诬。

侯外庐曾撰文说,振羽在冤狱中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拒挡了一切构陷刘少奇同志的阴谋,做好牺牲的准备,多么壮烈!他称吕振羽是20世纪的董狐,“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原则的忠实坚持者”(注:《怀念吕振羽同志》。《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

1975年2月,在邓小平亲自批准下吕振羽获释出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沉冤昭雪,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80年春,出席了中国史学会在北京召开的会议。然而,天不假年,同年7月17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80岁。

和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一样,吕振羽是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中撰写了许多史学专著和学术论文,代表作如《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中国历史讲稿》等。他所奉献的每一部史学著作,都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前沿水平。

吕振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典型作品是《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由人文书店出版。30年代,在学术条件很差的境况下,作者尽可能地对已经发掘到的中国史前社会的考古资料作了科学分析。

从仰韶文化中石锄、谷粒的发现,论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种植。作者还将对神话传说的研究和考古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论定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时代;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史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从而突破了阶级社会史研究的局限,突破“历史怀疑主义者”理论客观上造成的禁区,完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史前社会研究的开拓任务。

由此,吕振羽也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探求史前中国历史的第一人。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作者认为古史辨派反对封建古史观的壮举值得肯定,但否定一些古史、古书,乃至将古籍所载神话传说中有真实历史背景的成分也一并否认,并不可取。

他认为,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虽不敢完全确定,但,“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真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古籍神话中保留着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不仅能正确地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并且还相当丰富”(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82页。)。

1936年,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由上海不二书店出版。这本书的重要学术观点之一,就是论定殷商已是一个很实在的奴隶制社会。根据甲骨文、易卦爻辞、《商书·盘庚》等有关资料,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已明显形成若干阶级和阶层,建立了国家机器。

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也有明显分工。所谓纣为象箸、牙床、琼楼、酒池、肉林的说法,虽有夸张,但可说明问题。殷商不是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时代。在中国,以青铜器为标志步入了文明社会。

建筑业、缝纫业、皮革业、冶炼业、陶瓷制造业的兴起,都说明殷商的生产力“已开出了”文明社会。《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指出,西周分封土地,实际是在创造等级不同的封建领主和庄园,构成整个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及其基础。

“受民受疆土”,是土地的授予和人连在一起的意思。“庶人”、“庶民”、“小人”等是农奴,周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开启了中国封建制的初期阶段。《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撰写,使吕振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殷代奴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论的首先提出者。这也是最早和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点相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

诚然,吕振羽还是系统运用科学唯物史观探索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学者。1937年6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他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作者将历代思想发展分作两个阶段进行系统阐述。

一是关于奴隶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一是关于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又划出领主制的封建制的政治思想史和地主制的封建制的政治思想史。在此基础上,分析每一个具体时期、具体人物的具体思想。

吕振羽强调,“第一重要的”,须要把握某一时代的经济结构及其政治形态,“正确的明了其时代的生产方法……人类的思想便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顺应着发展着”(注:《中国政治思想史》导言,黎明书局1936年版。)。他还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阐述历代思想的流变。他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不断运动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

1941年5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下册于1948年撰成,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这又使他成为最早系统、具体地探索中国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学家之一。这部通史摒弃历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史学观和方法论。

他认为,新的通史必须以新的历史观为指南,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强调,“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我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注:《〈简明中国通史〉序》。

)。他还着重指出,在研究中应根据正确的方法论,“和世界史作一比较的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世界史一般发展的法则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记述”,“尽可能去分析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第153页。

)。作者以强调的口吻说,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主要是在下层群众以至中层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中“蕴蓄了民族斗争之无限伟力”(注:《简明中国通史》(下),三联书店1951年6月第5版,第546页。)。

吕振羽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1947年4月,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史著作。该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作约略但全面的阐释。这当中很突出的史学思想,便是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

他强调,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纯亚利安血统”、“纯大和血统”的民族。“中国各民族都不断杂入世界其他民族血液”,“中国各民族相互间的血统混合与同化,更有着一个长期的立体交流的过程”(注:《中国民族简史》,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11页。)。这部著作还对社会上制造的民族隔阂和民族分裂理论作了尖锐批判。

建国后,在处理繁忙公务之余,吕振羽在其先后撰写的著作中,又多次谈到中国民族史问题。关于民族发展史,他说,各民族本质上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住区上基本“交错”、“插花”、“大杂居”;经济上相互交往,相互渗透,“表现为带有一些地区分工性质的供求关系”(注:参见《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由此,形成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个重大特点,而不是偶然凑合起来、内部缺乏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中国各民族关系发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国家的组织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组织方式。

当然,吕振羽的开创性成就不只这些。他对商民族发展途径的探索、对中国古代图腾制度的研究、对回族史和藏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对海外华人史的研究等,都洋溢这样的创造精神。由此,也形成吕振羽的很有特色的中国历史发展观。如:

——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这一事实的雏形,早在几十万年前,就由他们祖先发展的关系所确定。

——殷代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始,是具有东方亚细亚社会特色的奴隶制,导致这一文明社会的生产力不是铁器,而是青铜器。土地国有、中央集权是其重要特点。

——西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周朝的疆域内表现为封建制、奴隶制、原始公社制等各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形成错综复杂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在中央区域,到所谓的“宣王中兴”时,封建制确立和巩固;在齐国等殷朝的邦畿地区,春秋时才渐次完成过渡;南方的越,到春秋末期,奴隶制和封建制还并存着。

——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缓慢的,但这种缓慢是“迟滞”,不是“停滞”,更不是循环;除了中国人口的增加和特有的地理因素外,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迁徙、历代的种族矛盾(包括外族进入中原的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封建经济满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奢糜生活等,是所以“迟滞”的重要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波澜和曲折突出;西周、两汉、唐、两宋、明等,是比较突出的大波澜;十六国和南北朝、五代和辽金时期、元朝初期、明末和清初,是几次大的逆转时期。跳跃和曲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性,波澜突出是特殊性。

——中国在明代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外国列强入侵扼杀了它的发展,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发展,等等。

这些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和通史基本理论中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他在史论关系、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等史学理论问题上,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吕振羽诞生于1900年,1980年去世,一生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他参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做了积极的推进工作,关键时刻都起了重要作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治史经历,无疑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对于我们认识和总结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实在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吕振羽不止一次地说过笔剑并用、史学致用的问题。他认为史学必须体现时代精神。在参加社会史大论战时就提出,为了弄清现状,必须深究古代发展过来的道路,“这一问题有急切解决的必要,万不能把这一工作留到‘我们的后辈’去做”;他说,像社会史论战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既非老先生的玩弄词句的“消遣”,也非从来文人的“藏诸名山”,“而是为解决民族出路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注:《给陶希圣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

《食货》,1935年第1卷,第8期。

)。他强调,史家不应单纯的为认识过去而认识过去,史家所从事的历史科学应是人类生活斗争的指南针,应对人类实践的路线、方向、目标起着“正确的指导的作用”(注:《谈史学——致青年同学》。

《学生杂志》,1940年第20卷,第6期。)。建国后,他继续谈了很多这方面的想法。他说各时代人们活动的主流,都为着现实生活和理想未来,“生动、具体的人类历史,就是这种活动的长河”,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关注那些总结历史教训昭示现实的工作,引导人们正确总结和认识历史教训,依据客观规律办事,“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注:《坚持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正是有这样明确的史学思想,他的史学成果才起到了重要的现实作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正确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问题,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社会发展的前景,从历史的渊源上作了阐释。

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也都出于建立和睦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考虑。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理论思考。

吕振羽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科学性和党性是融为一体的。这也正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点。

吕振羽十分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一再呼吁根据国情作准确的诠释,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真正“中国化”起来。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个问题,并在实践中贯彻之。

例如,根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阐述,东半球的种植业出现要比西半球晚得多。吕振羽则从仰韶文化中石锄、谷粒的具体发现,论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种植。《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这一论述十分大胆,也为日后考古发掘的事实所一再证实(注:后来的考古事实证实了吕振羽的判断。

不仅北方很早有种植情况出现,而且,7000年前的南方太湖地区、钱塘江南岸云绍地区,9000—10000年前的江西仙人洞、吊环洞,都已发展了水稻栽种。

1997年11月30日《文汇报》刘红梅文《世界稻作寻根》指出,在江西仙人洞、吊环洞还发现12000年前野生稻植硅石标本。)。又如,恩格斯说过,铁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中国殷商时代铁器还不够水准,只有青铜器,可不可以判断其已导向文明社会?吕振羽认为,恩格斯说过铁器至关重要,但也说过最初的铁硬度还不及铜的高。

殷商大量铜器冶炼和实际的生产力表明,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生产力,已经创造了文明社会。在中国这样的特有国度,以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可以步入文明社会。

抗战时期,学术界开展“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吕振羽也一再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先进的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活用于中国,“通过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民族革命的现实要求来活用”。他认为“新兴社会科学运动过程”中有非“中国化”的问题。

有的史家不管中国史的具体内容如何,“牵强附会地去迁就‘古代’希腊罗马或‘中世’日耳曼的公式”,“以希腊罗马或日耳曼的纪年,来概括全人类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发生和没落的纪年”(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第126~127页。

)。他批评学术界有的人就宁肯相信马札亚尔、沙发诺夫、波特卡诺夫、森谷克己、早川二郎等人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结论,却“不肯信任中国自己的新史家”,但恰恰这些外国史家,“每不及中国新史家自己的结论正确”(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第127页。)。他的《简明中国通史》撰写驱动力之一,便出自这样的感慨。

吕振羽的努力,也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几十年来发展的轨迹。这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走得相当累,各种反省也相当深刻。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敢于争鸣、积极求异、标新立异的精神。

他在史学研究中,始终有一股子坚毅不拔的研究和探索精神,“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不是那种权威讲了就不再思索的人,也不是那种自己对了就“老子天下第一”者。他的信念只有一条——信仰真理,服从真理。只要觉得对问题的理解有相左之处,又没有使自己信服的合适理由,他都会坚持自己的理论见解,继续自己的科学论证和判断,直至把一条缝辟成一道门,形成系统的学术见解。

这样,不仅发展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争鸣中发展起来的。

吕振羽史学及其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至少给我们这样几点启示:首先,史学研究还是要注重体现时代精神。史学家要关注现实,为现实研究历史,为光明而揭示未来,不问人间烟火而只钻古书堆,是很难有作为的。其二,完全地、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关键问题。

其三,鼓励积极争鸣精神。我们应像吕振羽那样,用积极求异的精神看待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容纳百川的精神,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介绍:朱政惠上海华东师大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