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先秦史 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土化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是它的产生时期;从 20世纪 30 年代初到 40 年代末,是它的迅速发展时期;从 20世纪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后期, 是它的主导地位确立并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今天,是它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时期。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初入史坛到 1968 年含冤自杀, 四十余年的学术人生,翦伯赞几乎全部奉献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本文拟按时间线索重点梳理翦伯赞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主要实践活动与理论成就,彰显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作的突出贡献。

一、 20 世纪 30 年代参加论战,走进史坛 20 世纪初,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唯物史观逐渐为中国知识界认识和接受。 但真正让唯物史观大放异彩的,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何去何从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正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指出的那样:"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 "

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解答时局提出的难题,当时一批忧心国事的知识分子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等问题展开了一场较长时间的激烈论战,这就是风靡一时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翦伯赞踏入史学战线就是从他参加 "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的。在理论界和史学界掀起的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

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着作问世, 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开始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并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翦伯赞,这位初入史坛的新秀,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先驱史家一道,筚路蓝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8 年,中共六大召开,大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作出了明确界定, 指出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对这一论断, 国内外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马上表示反对并展开反驳和围攻,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中国的所谓"半封建"性质。

有的人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有的人如所谓的中国"托派"学者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众说纷纭。而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只有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制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方案。 于是,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它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有哪些特征,便成为社会史论战的焦点。

论战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即:中国是否存在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近代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性。 针对论战的强烈现实诉求, 为解答 "中国往何处去" 的问题,1930 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翦伯赞先后发表论文《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上、中、下三篇,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

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剖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现状和本质特征,"中国农村社会的神髓,一直到现在,还是封建制度","它虽然建立于一种不正当的变态上.

然而它的本质,还是封建的形态,以种种变更与变化而继续,它不是一种独特的形态,而是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封建生产形态没有两样的。 " "中国的农村社会的本质,实在不是一个独特的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 "

翦伯赞明确否定了"亚细亚生产方法"说和"资本主义社会"说,肯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扞卫了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线。

从 1935 年起,翦伯赞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发表的重要论文还有《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问题之清算》、《关于前阶级社会的构成之基本问题》等,与前面所举论证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不同,这批论战文章主要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主,它们不仅显示了翦伯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践运用的功力,也是翦伯赞从此逐渐跻身马克思主义史家开拓者行列的奠基之作。

二、 抗战时期力作问世,风云史坛 抗战时期, 史学研究的条件十分困难。 翦伯赞一面英勇地投入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面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对中国历史进行纵深研究,写出了几部专着和一批专题论文,成果丰硕,影响很大。

抗战时期不仅是翦伯赞本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大展拳脚的一个高潮时期,也是奠定其史学地位基础的关键阶段。 1938 年,翦伯赞出版了他的史学力作《历史哲学教程》,这使他顿时成为史坛风云人物。

该书于是年 8 月由长沙新知书店出版。 一年后,即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而不准出售, 更不许再版。 抗战胜利后,1947 年,上海新知书店重印。 1949 年 5 月,长春新中国书局再次重印。在这前后,不少学校将该书作为讲解唯物史观和史学方法论的教材使用,被进步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看作必读的教科书。

从诞生到成长,历经了近十年的风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亟待加强理论建设。翦伯赞顺应时代,担负并完成了现实赋予史学家的历史使命。 作为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撰述的、 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专门着作,《历史哲学教程》不仅在当时具有开拓意义和重大理论价值,而且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学术影响。

正如翦伯赞本人指出的那样,他的这部着作首先是为时代而作,为指导抗战救亡而作。 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决没有闲情逸致埋头于经院式的历史理论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

" "为了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我们认为决不应使理论的发展,落在实践的后面;反之,我们认为,必须要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作为这一伟大斗争的指导,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 因此,我在今年二月,便开始改写这本历史哲学教程。 "

为时而着的《历史哲学教程》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它试图从哲学高度来揭示中国抗日战争发生的历史原理与发展逻辑,以期为现实提供理论支持。在这部篇幅不长的着作中,翦伯赞用了很多笔墨来对当时特别流行的法西斯的历史哲学进行批判,例如对"暴力论"和"唯意志论"的批判,因为在他看来,"当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伟大历史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而反映到历史哲学的理论斗争,使现实的斗争与历史哲学的斗争结合为一,历史哲学上的斗争,就成为现实斗争必要的一部分。

我们历史哲学的批判,在批判过去中就含着领导现在和指示将来。 "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十年是在社会史论战中度过的。从学术角度,《历史哲学教程》也正是这场论战的总结性成果。通读全篇后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几乎全书的每个章节,无论是正面立论,还是反面驳论,都是以社会史论战为背景展开的。

论战中各家的论点和学说,点燃了翦伯赞的思想火花,充实了他的思想资料。比如在"‘历史的怀疑主义者’和中国的古史"一节中,翦伯赞对胡适、陶希圣等人怀疑中国春秋以前历史的看法提出了反驳性意见,肯定了考古和文物资料对中国上古历史研究的价值,并对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因此,结合社会史论战,我们才能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和衡量这部论着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总之,在这部史学理论着作中,翦伯赞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主张在历史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资料相结合;还阐述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的基础与发展动力的问题,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同时,对社会史论战中的各家各派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认识方面的见解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总结。 正因为如此,《历史哲学教程》 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至今仍被认为是继李大钊《史学要论》之后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世佳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

三、 建国之后坚持真理,扞卫史坛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随着各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自觉,此后的十七年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很多领域都有取得了非常显着的进步。

这一时期,翦伯赞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启发性和指导性的史论文章,帮助和推动了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促进了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 尤其当史学文化领域极"左"思潮泛滥时,他敢于坚持真理,誓死扞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和纯洁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快速发展。 翦伯赞这些成就尤其体现在他对史论关系和历史主义这两大命题的解读上。

关于史论关系的论争,在中国史学界由来已久。 "所谓史就是史料,所谓论就是理论。 "建国后史学界围绕"重史轻论"和"重论轻史"的学术倾向,就史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翦伯赞对此进行了积极探索,阐述了他对史论关系的认识。翦伯赞主张史论结合。 "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必须把史和论结合起来。 "

强调史论结合的同时翦伯赞也非常重视史料。 "历史是具体性的科学,研究历史必须根据具体的史实而不是根据任意的假设。 ""必须带着方法钻进史料中间去,由简而博,由博而确,由确而约,最后又从史料中带着更正确的原理原则跑出来。

不钻进史料中间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 "1950 年,翦伯赞与范文澜等史学大家一起发起编纂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这一套共 10 种 64 册,约 2300 万字的丛刊,是翦伯赞充分重视史料搜集和整理的有力佐证。

可他又不赞成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工作的全部, 提出要把史料工作放在正确地位,史料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正确使用。 "史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理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就等于废物。 "

如何做到史料和理论的结合,翦伯赞认为首先要杜绝"以论带史"的错误主张,反对教条主义。 针对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史学界涌现的"以论带史"、空话连篇的教条主义倾向,翦伯赞相继写出了《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等多篇文章,痛贬时弊,批判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极"左"风气,扞卫了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

翦伯赞认为正确的史论结合,"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 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 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溶解于方法之中。 "

中国社会科学院着名学者刘大年这样评价翦伯赞在扞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纯洁性方面所作的努力,"那是一次有代表性的双重意义的抗争。一是思想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反对破坏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抗争;二是政治上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的错误路线的抗争。

它表面上只是个人或少数人支持的行动,实际上它反映的是相当范围众多人的认识、愿望和要求。 从今天来看,它的政治意义远重于思想理论意义。

"1963 年, 天津史学界曾专门主持史论关系笔谈讨论,赞成史论结合的学者占大多数。在 80 年代的史论关系的进一步大讨论中,仍有部分学者坚持"史论结合"。 直到今天,多数史学工作者还以此为主要的治史原则。

实践证明,翦伯赞的"史论结合"理论现在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翦伯赞的"史论结合"不是单为救治"以论带史"偏弊的权宜措施,而是他在追求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化道路上矢志不渝并为之努力奋斗的成果。翦伯赞在他自己的着作中,史与论的关系也是处理得很好的, 有些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史论结合"的精品。从这个意义上讲,翦伯赞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

对历史主义的关注和阐述,是 20 世纪 60 年代翦伯赞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又一大贡献。 何谓历史主义? "尊重历史,忠实于历史,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描述历史,这就是历史主义的内涵;从不置疑的历史事实以及产生这种历史事实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条件出发,把所要分析的历史问题摆到相应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站在当代的高度研究历史。但不把历史当代化,这就是历史主义的要求。 "

20 世纪 60 年代,受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史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主要表现为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方法论划上等号,研究历史公式化、教条化,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贯彻到学术研究领域,为政治需要而人为制造学术禁区,等等,严重偏离了历史主义方向。

针对这种"左"的倾向,翦伯赞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先后撰写了《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多篇文章,专门论述了历史主义,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驳了当时历史研究中的各种非历史主义倾向。

比如在中国通史的编写上,当时有人主张打破帝王将相体系,甚至取消帝王年号,史书的编写遇到极大的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翦伯赞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一文中, 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有关打破王朝体系的意见,有些是很好的,也有些意见是不妥当的。 例如有一种主张认为为了打破王朝体系,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消减或删去,这就等于在倾倒脏水的时候连小孩也一并泼掉"。

他要求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忠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尽量避免主观的推测和判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是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今天,当我们站在史学研究的角度再次回顾翦伯赞当年强调的历史主义时,我们不难发现,翦伯赞那时的很多分析和见解,既清辟又深邃,闪耀着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理论光辉。

翦伯赞正是因为看到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史学研究的干扰,所以及时提出历史主义来纠正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方向。同时,他还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联系在一起加以探讨, 这恰好说明翦伯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因为在1958 年"史学革命"旗帜下,阶级观点被错误理解和运用,史学研究走入歧途。

在《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翦伯赞指出"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阶级性或党性在历史学上的表现。 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任何历史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 但是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 "

尽管翦伯赞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表述只是针对时势的就事论事,主旨也不过是为纠正当时历史研究中的不良风气和错误做法,还没能受时局的限制,也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内涵作更深更广的理论阐发,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因为翦伯赞试图通过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结合,去解决经典作品中从未涉及的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并"作出创造性的概括和判断",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开拓之举。

参考文献: [1]翦伯赞.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 上, 中, 下 [J]. 北平三民半月刊,1930,1931,5(6,7,8,11).

[2]翦伯赞.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A].翦伯赞全集:第 6 卷[C].中国史论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 360. [3]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114. [4][5]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A].翦伯赞全集:第 6 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7,33. [6][7][9]翦伯赞.

史学理念[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74,74,16. [8]翦伯赞.再论中国历史研究[J].新建设,1951,3(6). [10][11]翦伯赞.史料与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6,19. [12]刘大年.历史学的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13]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40. [14]剪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N].光明日报,1959-03-08. [15]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