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我所知道的朱厚泽

关于朱厚泽,冯兰瑞介绍说:“朱厚泽和我的五弟是同学。我大姐死掉了,我就是老大,我回贵州给我舅舅平反时认识了朱厚泽。后来出了一个贵州事件,把贵州省的班子全换掉了。朱厚泽当时在贵阳市委工作,我弟弟把他介绍给我,让我帮助他想办法。

后来朱厚泽就带着贵阳市委书记来北京见我,李昌当时刚刚出来工作,就把材料转给了胡耀邦。胡耀邦当时还没有大权。中央讨论过几次贵州的事情,主张平反。朱厚泽两个人就想留在北京工作,李昌把他们介绍给科学院,他们去谈了一次没有谈成。

双方的条件差距太大。等华国锋让胡耀邦去中央党校当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校长,朱厚泽就到党校学习。胡耀邦很赏识朱厚泽,朱厚泽回去不久就当上了贵州省委书记。1986年胡启立到贵阳给朱厚泽谈话,让他出任中宣部部长。

朱厚泽上任前,邓力群把所有的司局长都换成他自己的人马。朱厚泽的第一次见面会是胡启立陪同的。朱厚泽有水平,口才也好。他不拿讲稿讲了几个小时。大家都很欢迎。一般的部长上任都要发一份讲话稿,这一次偏偏没有。

中宣部的好多人就找到我,在我家里和朱厚泽见面,其中包括吴稼祥、董辅礽。有一次我问朱厚泽,你愿不愿意见见于光远,他说我当然愿意。他已经把司机打发回去了,我们两个人只好走路去于光远家里。

他们两个人见面后,从两点多钟一直谈到六点钟。于光远家的饭是最难吃的,我说你们谈吧,我要回家了。朱厚泽只当了不到一年的中宣部部长就下台了。大家都说他是最有水平的宣传部部长。胡耀邦是一个青年领袖,喜欢随便说话,让他当国家领导人就勉强了。”

2005年12月23日,我再一次来到东总布胡同看望范泓和冯兰瑞老人,离休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党委书记的冯兰瑞,对于她并不认识的社科院年轻同事于建嵘的几篇文章赞不绝口。我说于建嵘现在就在办公室,我请他过来和大家谈谈好不好?在座的朋友都表示欢迎。于是我打电话邀请于建嵘,他对于冯兰瑞老人的学术风范很是敬仰,一群不太相干的朋友就这样聚到了一起。

正谈话间,冯兰瑞接到朱厚泽的电话,说是他要来看望一直生病的李昌老人。朱厚泽来到后,冯兰瑞对我们一一介绍。没有想到朱厚泽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基本观念和相关情况都有所了解,他最为欣赏的当然是一直跟踪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于建嵘。我们这些朋友就这样意外认识了曾经以“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著名的原中宣总部长朱厚泽。

相互认识之后,我每一次给朱厚泽先生发邮件或者发手机短信,他都会第一时间给予回复。他这种不打官腔、平易近人的精神贵族式的文明态度,我在其他政治人物身上从来都没有发现过。即使在那一群自称两头真的政治老人里面,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陋习,依然在十分顽强地维持着。

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中,我向朱厚泽先生谈到自己研究中华民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结论: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所谓的旧民主革命与新民主革命。从汤武革命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中国革命一直是利用奉天承运、替天行道、天下为公、改朝换代的神圣名义,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从事公天下、救天下、打天下、抢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私天下的专制型革命。朱厚泽先生以他的亲身经历支持了我的基本观点:

“我是一个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过来人,我的一生几乎全部是在斗争中度过的,这其中最为残酷的斗争不是来自国民党,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共产党斗争自己人是最厉害的,中国人斗争中国人也是最厉害的。你不加入这个党是最好的个人选择。我们现在都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家。宽容和解总是比造反革命、推翻重来要好一些!”

朱厚泽在2008年写作的《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中,对于自己既平易近人又铁骨铮铮的宽容和谐观,另有更加系统全面的概括总结。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基本点,第一是“解除市场禁锢”;第二是“解除思想文化禁锢”。

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厚泽先生,是在2009年10月31日的一次较为大型的朋友聚会上。刚刚大病一场的他显得很是憔悴,但是,我依然不愿意放过倾听教益的机会,便带头起哄要求主持人请朱厚泽和何方先生讲话。朱厚泽先生在讲话中特别谈到北京大学一个姓潘的海归教授,所提出的所谓中国模式自欺欺人的危害性。我当时很想与朱厚泽先生约一个时间去做一个谈话录音,没有想到他会后很快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