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唐诗别裁》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 一览唐诗精华

七是有所依傍,有所突破。近代学者曾指出,《唐诗三百首》是以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为蓝本的。沈氏论诗,崇尚“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气味浑成”,因此,蘅塘退士在评语中,也有“四句一气旋折,神味无穷”“一气贯注,无斧凿痕迹”“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一类的话。

同时又吸收严羽、王士禛等论点,故有“凭空落笔,若不着题而自有神会”等说法。评语虽不多,但此书基本倾向也可约略见之,与严、王、沈的诗论,实有相通的一面。

在选材取舍上,他则依傍《别裁集》而又有自己的主见,如七律中,《别裁集》不选李商隐的《无题》,本书收李氏七律十首,《无题》却占了六首(《锦瑟》实也“无题”)。又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别裁集》未收,本书却选了(虽然《别裁集》不收是对的)。

杜牧的七绝尽多佳作,蘅塘退士选《赠别》,也许为了表示杜牧生平有此微行而后来又有悔意,但不选他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未免可惜。

这句“停车坐爱枫林晚”,实在也可移作对晚唐人诗欣赏上的象征。韩偓的作品,《别裁集》选了三首七律,本书只选他一首七绝《已凉》,却比这三首七律好。朱庆余的“洞房昨夜停红烛”的七绝,《别裁集》未收,本书却选了。

尽管写这首诗的动机为了请托,就诗论诗,这种描写古代新婚夫妇的情爱,也还健康干净。后人知道此诗的,多半由于读了《三百首》之故。《别裁集》不选李商隐的《无题》,也许因为是艳情诗缘故。《无题》要不要选得那么多,是一问题,但一首不选,也有些走极端。

对杜牧的《赠别》和韩偓的某些秽作,固然应当排除,但如果从僵化的封建说教出发,凡是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一概不取,也是矫枉过正。在这一点上,蘅塘退士要比沈德潜通脱一些。

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七绝,他本(包括《别裁集》)题皆作《送元二使安西》,也是王诗原来题目,但因其播诸歌曲,名闻当时,宋人郭茂倩乃收入其《乐府诗集》的《近代曲》中,并题名为《渭城曲》,本书也题《渭城曲》,另编于卷八七言乐府中,异于《别裁集》。另一首王维的《秋夜曲》,蘅塘退士注云:“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这都是为了使乐府部分独立的缘故。

除了上述七点之外,本书的缺点,如大家所指出的,就是反映当时社会矛盾的作品少了些。例如杜甫的《哀王孙》,固然也有一定的意义,哀王孙其实是哀这悲剧的时代,但比起“三吏”“三别”等来,思想性究竟差些。这同样表现在对白居易作品的选录上。

白诗入选的一共只有四首,新乐府一首没有,而刘长卿诗入选者却有十一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刘诗“大抵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今看选入本书的十一首刘诗中,却有三首以贾谊谪长沙来自喻。

晚唐诗人如杜荀鹤、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既是名家,作品也多感时伤世之作,但本书中只选杜荀鹤诗一首,且又是宫怨诗,对皮、陆、罗的诗就一无所收。也许因为他们的诗粗率浅露,而蘅塘退士又是崇尚委婉含蓄的。事实上,皮、陆、罗有一些咏史写景的近体诗,写得也很出色,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实咏隋炀帝)的“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也还是有些新意的。

又如七绝中,宫怨诗的比重也嫌大些。宫怨诗之多,多少说明失宠者之多,但有些诗,是以自然主义的手法,从旧文人的趣味出发,将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吟弄欣赏的材料。其实只要有一两首如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本书未收,《别裁集》收)这样的诗就够了。他倒是以同情态度来写的。

据《梁溪诗钞》及《名儒言行录》所载,蘅塘退士“少工制义”,两校省闱,曾任江宁府教授。我们从他的评语上,也还看得出不脱帖括习气,如书中屡见“四句十八层”“中二联当作二十层看”“二句十余层”,以及“语语是寻”“字字是望”“二句闻,二句见”“衬笔,再衬”诸如此类的话。

其中对某些作品结构的评论,如果确是如楔入榫,那自然能收点睛之效,但若作为程式,逢诗就说,仿佛每首诗在落笔之前,诗人胸中就已有这么多起承转合的奥妙,它本身便是一种八股。

金圣叹说《水浒》景阳冈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连写十四次“帘子”、三十八次“笑”是什么“草蛇灰线法”,胡适因而说金氏“是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是八股选家的流毒(《水浒传考证》)。本书的若干评语也有这样缺点,有些只使人感到浅薄可笑。

但总的说来,这一选本的题材还是平稳的,用一句用滑了的话,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即还能适应今天一般读者的要求。选目上的畸重畸轻,在三百首的限度内自也很难完全避免。但原书的注释(包括陈婉俊的补注)过于简略;注释简略而仍能流传广泛,这首先说明在选材上能为读者所接受。

另一方面,对读者的理解、欣赏终究带来些困难,故而试再加一些注释和说明,间录前人评语,实际都是利用前代和当代专家的研究成果。名为“新注”,不过是新出的注本之意而已。

此书因历来屡有刻印,各本篇数不同,有作三百二十一首、三百十七首、三百一十首的。准确的数字,据说应是三百零二首。现在用的本子,则是1959年9月中华书局的排印本,共八卷,三百十三首,也即光绪年间的四藤吟社本。其中杜甫的《咏怀古迹》,蘅塘退士原选只二首,四藤吟社主人又加了三首,使与杜诗原数五首合。

蘅塘退士编选时,他的能诗的续娶夫人徐兰英也参与其事,实际是夫妇合编。其书成于乾隆二十九年。至道光年间,又有一个妇女作者——上元人陈婉俊为之补注,并写了凡例,即载于四藤吟社本中,这里不再收入,但说明当时颇有通诗的妇女作者。

考虑到蘅塘退士孙洙(1711—1778)的生平,知道的人不多,所以将清顾光旭《梁溪诗钞》、窦镇《名儒言行录》中所载孙氏生平,附录于后。

1948年《国文月刊》第三十七期上,曾有王忠先生《论〈唐诗三百首〉选诗的标准》一文,1978年第二期《安徽师大学报》上有张涤华先生《历代文学总集选介》一文,其中有评介《唐诗三百首》一项。这篇前言撰写前,即参考了王、张两位的大作。成稿前后,二三友好,又多所匡教,于此谢之。

本书的加工工作全部完成时,我们伟大祖国已进入了1980年。新的一年又在等待着我们。也应当是孕育诗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