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述少年时代

毛泽东没有写过什么自述、自传之类。在其体制下,尽管普通国民很难拥有个人权利和私密性,但高级领导人、特别是领袖人物的家世背景、身体状况、生活习性等却都属于重大机密,公开什么、何时公开等等都取决于政治需要。

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6年增订再版的《毛泽东自述》,是毛几次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问答,其中最具自传性质的是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另外,1966年给江青的信和1976年6月就交班问题对华国锋等人谈话,也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毛泽东自述。

1、父亲童年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一生,可能会因人而异。自20世纪初诞生了心理分析以来,童年经验被广泛引入对历史人物的解释之中。对于像毛泽东这样自信自是、个性强悍、思想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人来说,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在回顾童年时,毛主要谈了两种经验,一是斗争,二是怨恨。

在家庭生活中,毛和父亲就有过两次重要的斗争:10岁,不愿上学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后,父亲的态度比过去稍微温和了一些;13岁,父亲在客人面前骂毛懒而无用,毛回骂父亲并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要跳进水中,父亲软了下来,答应不打毛。

毛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公开反抗可以保卫自己的权利,有斗争才有胜利,如果只是温顺驯服,父亲只会更多地打他。(毛泽东,1996:1517)据说,毛晚年曾对身边的人说过:我小时候,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噢,你十五岁,我那时才十三岁,就反抗老师,反抗我的父亲,我父亲可是个严厉的人,可我有办法反抗他。

小时候,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让我放鸭,我赶着一群鸭子,好神气噢,看到一群鸭子在我的驱赶下,噗噗下水,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呢。(朱鸿召,2001:221)

家庭中时有斗争,社会更是贫富对立严重。对毛影响甚深的是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饥民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遭到拒绝后举行游行示威,结果是许多人被杀。这在旧时代并不是新鲜事。

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毛泽东,1996:21)

此后,韶山的一个哥老会员被地主和官府联合起来杀了;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分发生了粮荒,米商们仍然把米运到城里去,穷人们开始了吃大户的运动,并没收了米商的米。

反抗社会不公的青春冲动逐步被毛泽提炼为阶级意识和斗争哲学。1941年9月13日,毛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可是这些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1982:2122)阶级斗争确是马克思主义要义之一,但毛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就认定这四个字且终生不渝,当与其少年经验有关。

另一种经验是被人看不起以及因此而来的怨恨。1909年毛到邻县湘乡上学:

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 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 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我被人看不起,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压抑。(毛泽东,1996:23)

嫌贫爱富,人之常情,但在毛这里,则又支持了他后来的阶级观点。应当说,在当时的背景下,毛的出生不算最差,他自己说是富农。这就有两种推测,如果他是最穷的,是连学都上不起的贫农,他的思想观念会是怎样?反之,如果他再富一点,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对自己的轻视,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意识? 身居下位却又喜欢斗争,环境与追求都造成一种强悍的个性,毛终生好强爱胜,不甘失败或屈居人下。

当代学者杨奎松介绍:1925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8个月之久。

20年代末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

在一些中央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已,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杨奎松,1999:531)闽西革命者傅伯翠回忆:1929年5月下旬,在连城的庙前,我第一次见到毛委员。

因为副官杨至诚分给毛委员的房屋不够亮堂,毛把杨骂得好厉害。我还听到陈毅当面对毛委员说:你这样爱训人,我都害怕。(傅伯翠,2000:191)

革命不能不厉害,但这种厉害还须具有充分的社会基础。与其底层出生相联系的是,毛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小人物、下等人、穷人、被压迫者的位置上,而与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压迫者保持天然的敌视和极端轻蔑,这种对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阶级的意义上对立。

49年以后,毛对高级官员常常发出不满、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评官做大了等等,赋予上下、大小、贫富等以一种感情和价值的含义,既满足了底层平民的心理需要,也引发了官员的心理紧张。

然而,不能仅仅根据毛在延安时期的回忆对他进行心理分析。由于延安时期毛把矛盾对立视为辩证法的核心,把阶级斗争视为共产党人的天职,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回忆,很可能因后见之明而具有选择性乃至解释性。他在家庭琐事的回忆中就加进了许多革命词汇,如党、统一战线、辩证斗争、间接打击等等。

他很可能舍弃了童年时期可能有经验过的另一种感情,比如爱、慈悲、尊重等,这来自毛的母亲文七妹,一个仁慈的妇女和虔诚的佛教徒。同情穷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给上门讨饭的;她也不赞成毛对其父亲的对抗性斗争。但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对毛的影响,似乎只表现在毛后来对佛教有一定的尊重。革命领袖原不需要女性化的仁慈。

辛亥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弃武从学。但学什么呢?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毛泽东,1996:29)他对学校的了解一是报纸广告,二是朋友介绍,其选择过程很能见出他的性格:

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

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一个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

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被录取了并在那里注了册。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

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我的下一个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毛泽东,1996:2931)

转了一大圈,终于还是没有进学校。毛住进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又留意广告,考进湖南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当了5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

(毛泽东,1996:32)从1913到1918年,这是毛一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完整的教育。警察、肥皂制造者、法律学家、经济学家、商人等等都曾向他招手,但毛终于成了一名教师从小学教师到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最终的选择肯定是正确的,尽管毛受到广告和朋友的一定影响,但他从来无意成为某个行业的专职人员,他的理想不是技术性的职业。师范毕业后,他在教师的岗位上,主要从事的也是社会政治活动。

而且,这个不安份的年青人实在是极有主见的人,即使没有明确目的,他也能很快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断。在其青年时代的读书笔记中,毛泽东明确而集中地表述了这种终生也未放弃的人生观: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豪杰之士发挥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为豪杰焉。本性之外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拒之。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毛泽东,1995:186、218、230)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和朋友们聚集在新民学会中,以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所以他们在思想上都很认真,言行都有一个目的,他们不屑于议论琐事,更没有时间去谈女人或私人的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里去,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而且当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同佣人谈买肉的事,然后吩咐他去买。我感到恼火,以后再也不同这个家伙见面了。(毛泽东,1996:35)

写于1923年、列为《毛泽东诗词》卷首的《贺新郎》一词的原稿中,也声称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呢呢儿女语。一边是救国救民的伟业,一边是买肉买菜的俗务,不但对照鲜明而且难以兼容,毛有理由对他的这位青年感到恼火。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革命家,即使是革命家也不可能永远不谈饮食男女。对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来说,言行的主要指向都无疑是饮食男女,他们不能不对女人感兴趣,不能不谈论买肉之类的俗务。毛个人可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的豪情壮心也令人钦佩,但不能期待所有人都对这些毫无兴趣,1958年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承认不能天天搞高潮(李锐,1999C:459)1965年7月,他在和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谈话中也说:人们不愿意一辈子都搞革命。

(马尔罗,1999)毛后来的一系列极左政策有很多引发因素,青年时代这种慨然以天下自许的英雄气以及由此焕发出来的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钢铁意志,肯定也催化了追求伟大与显赫的热烈信仰,也妨碍了他关注世俗日常和民间人生。

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想象所有的肉身凡胎都成为圣人;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意欲使所有芸芸众生都具有重于泰山的价值。但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所有人都成圣、所有人都重于泰山的愿望只能是空想。一定要坚持这种人生理想,结果只能是,普通人没有能成圣、没有成为泰山,却失去了普通人应当享有的那些卑微的却必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毕竟,尧舜只有一人,泰山只是一座。

其实,女人并不妨碍倒海翻江的革命伟业,重要的是不能让对异性的兴趣淹没对革命的热情。毛14岁时已经在韶山老家娶了比他大4岁的妻子罗氏,1910年春,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后,罗氏去世,毛则离家到长沙求学。有人考证,《虞美人枕上》一词就是在罗氏去世后不久所作。

(彭明道,2002)1918年新民学会期间,毛与一名叫陶毅的女士情谊甚深。据当年在新民学会工作的易礼容说,那首柔情万种的挥手从兹去的《贺新郎》就是赠给陶毅的。

(彭明道,2001)1919年12月,毛率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在紧张的斗争中,他与杨开慧的爱情也迅速加温,并终于在次年同居结婚。1929年,远离杨开慧的毛泽东在忙于建立根据地的同时,与贺子珍也由战友而夫妻。1938年毛与江青结婚时,全民抗战的洪流正在展开。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好感,常常报之以热嘲冷讽,起源与原因十分复杂。一般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基于两个经验,一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冷遇,二是30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的轻视。

1957年鸣放期间,统战部长李维汉受命组织座谈会。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

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

(李维汉,1986:833834)鸣放是不是一开始是引蛇出洞,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罗隆基这句话肯定触痛了毛隐秘的创痛。

1919年,毛来到故都,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泽东,1996:3940)

说这段话时,毛还处于艰难困苦的创业时期,还没有49年后天南海北任意发挥的潇洒,这段话基本是事实陈述。尽管他对这一体验耿耿于怀,但到底承认了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这些名人们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话也妨碍了名人的倾听。

只是刚好是这个小人物,30年后主宰了中国,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遭难的知识分子也许有理由责怪当时的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的态度谦和一些,如果他们屈尊与这个图书馆助理员多聊一下,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可能不那么酷烈。

假设不是没有意义。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负,固然说明他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做人上还差一个等级,但一个苦斗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布衣一生却心忧天下,先父多年佩服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

梁济在日记中记下此事。他死后,梁漱溟编辑的《梁济遗书》出版,梁启超读后即深自咎责。这里最重要的是,梁济不因梁启超的简慢而怨恨,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梁漱溟,1987:78)

如果一个政治家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判断,并据此制定国策,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1945年7月,傅斯年等人访问延安,当毛盛赞傅在五四时代的贡献时,傅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

数日后,毛应傅请手书唐诗相送: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李泉,2000:267)傅把五四人物视为引发革命的陈胜、吴广,以刘邦、项羽的中原逐鹿比喻毛、蒋争雄,实有谦逊之意。毛接过话头,以不读书而自豪。

关于自己的思想历程,毛泽东有两个著名的说法。一是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读物:

1920年冬天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