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强自述传》方知 毛泽东竟是文天祥的后裔
1283年腊月初九,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慷慨就义。1275年,元军犯边,他组织义军北上勤王,坚持抗元。后兵败被捕,在诱降期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的名句。崖山之战后,南宋灭亡。1283年,文天祥拒降,向南跪拜,英勇赴义。六百余年后,文天祥的22世孙女文七妹生下儿子叫毛泽东。
读《文强自述传》方知 毛泽东竟是文天祥的后裔
以下短文摘自《文强自述传》----文强(1907—2001)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学运,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1年脱离共产党后,为国民党效命。1948年,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淮海战役中,为人民解放军俘获。被特赦后,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07年,那是辛亥革命的前五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西簏,今天叫做望城县金良乡。我的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梦见菩萨送给她一条大鲤鱼,她就用做饭菜的围裙包住了。梦醒了,肚子疼,就生了我。我的母亲从此吃斋行善,而我的字,就叫“念观”。
我的家是一个封建古老、四世同堂、子孙繁衍、富甲一乡的大家族,人称书香之家,官宦之家,其实拿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
我家是文信国公(文天祥)的子孙,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一道传统家风。
要说到家,就要说到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父亲是个放高利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10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泽东比我大14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
有一天毛泽覃跑来跟我讲:“我告诉你,以后你叫我的哥哥,不要叫什么毛老师了。”那时,我正在湖南明德中学读书,这是湖南的一个贵族学校,办得很好的。毛泽覃说:“我告诉你,你要改口,跟我一样喊他大哥。”
我不解:“你姓毛,我姓文,为什么要让我改口呢?”
他说:“你糊涂呵,我的妈妈是你的姑母!”
我知道我的姑母叫文七妹,原来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啊。我说:“还有这样的一回事呀,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看他知不知道?”
我跑回家问我的父亲:“你认识毛泽东吗?”
"认识呀,毛泽东是我们文家的外甥呵,到过我们嗣堂里对呵,他的妈妈是我们文家的呀。”
“噢,”我说,“他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妈妈是我的姑母呵,他让我叫毛老师做大哥,要不要喊呀?”
“那有什么不要喊的?可以喊大哥。”
我就改口了,叫“毛大哥”。
资料图: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文强(75年特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 中新社发 金铁路 摄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毛泽东是他表兄,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刘少奇是他的同乡,林彪是他的同学,戴笠倚视他为心腹骨干,杜聿明对他甚为欣赏……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加之文强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感情很好。
1925年8月,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他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
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他,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当时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由于在上海没找到周恩来,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
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何键看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
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并未引起重视。
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其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部队。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在东北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身处军统十多年的他,对此很是厌烦,决定脱离这个是非圈,谋取正规军职。在老朋友程潜处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到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被俘后,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在狱中,他拒绝写悔过书。他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隆重举行6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特赦了杜聿明等一大批战犯,然而都没有文强的名字。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特赦战犯的工作自然就搁置起来了。1975年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后的的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不久,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统一积极奔走。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后,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综合《文强口述自传》、《毛泽东表弟文强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