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爱情 章含之与乔冠华的爱情之路 (中)

2018-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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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然而,我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的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

然而,我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的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

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我被这意料不到的传话惊呆了,短暂的幸福又被这突然的袭击冲得荡然无存。

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为什么必须以牺牲我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事业上的成就。我无法弄明白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许多话都是别人“传达”的,谁都无法去核对真伪。

我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样与毛主席围着一个火锅敞开思想地向他请教。70年代我每次见主席都是经他人安排。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也有人事先嘱咐。我又怎能向主席倾吐我内心的情感呢?我不想把这些话告诉冠华,我只得又开始回避疏远他。

这又给冠华造成了痛苦。许多年之后,当我们两人劫后余生,被官场冷落遗弃之后,冠华已身患绝症,但我们却用这高昂的代价换到了将近五年的时光,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情深意笃。我曾感慨地对冠华说我们的悲剧是我们两人都不懂政治,但却在荒唐的岁月卷入了荒唐的政治。假若当年我们是一介平民,我们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时光。 

就在我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结在一起。那大约是3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

当时毛主席会见的一切文字、摄影记录都是不过夜的。不论主席多么晚会见,都是连夜赶出记录。记得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来访时,毛主席是晚上会见的。会见后我们通宵工作把记录整理完后已是第二天清晨。

那正是星期日,马科斯夫妇笃信天主,我们在他居住的国宾馆总统楼的草坪上临时布置了星期日弥撒的场地。当我们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会见记录后带着疲惫的身躯推开窗户时,正好俯视总统一行在草坪上祈祷。当时我突然觉得人都是靠着各自的信仰在奋力拚搏。 

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时。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

”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十二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显然是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掉了。值班室只有他一个人,他不能走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事。

”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我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说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掉在地上。

保姆说她吓坏了,费好大力气把他扶回了卧室。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床上,一只手臂上套着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时发的军用毯改制的晨袍袖。

袍子随意搭在身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唤醒他,我说:“我来了,今晚主席会见。

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冠华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齿不很清楚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湿了。

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后吐真情。我说:“你喝醉了,真不该喝这么多,对身体不好。我扶你起来。”当扶他站起来时才发现他是把右臂伸进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帮他穿好衣服,他此时似乎清醒多了。我叫保姆拿杯热水给他喝,再用热毛巾给他擦脸。冠华仍是十分动情地抓住我的手说:“找不到你,我心里慌。现在见到你了,我没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后到哪里去都跟我说一声。” 

我从冠华住处出来直接回钓鱼台国宾馆。第二天上午还要继续谈判。此时已快拂晓,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赶快回去睡上几个小时。谁知到达宾馆房间时,与我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睁着眼睛等我。我惊异地问她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她一副疲惫的神色,可还风趣地说:“你们乔老爷把我整了一晚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找你算账!不过,这可以等一等,你赶快去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怕乔老爷再找不到你要跳楼了!”我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小唐,我问她怎么把她也折腾进去了。

小唐忍不住一边笑一边给我讲她被折腾的故事。她说头天晚上因为主席会见外宾,小唐她们没有任务,比较轻松。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个好觉,十点多钟就服了安眠药。可是刚睡了一个小时就被值班的叫醒说“乔部长找你说话”。

小唐接电话时,冠华还是清醒的,他问小唐我在哪里。小唐说主席会见,估计快回来了。接完电话小唐回去接着睡。没想到冠华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开始喝酒了。带着酒意,他又让值班的同志找小唐。如此折腾了两三个来回,小唐不仅再也睡不着,而且因为服了安眠药又不能睡觉,她本来就有胃病,此时胃部特别不适,呕吐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就只好眼睁睁等我回去。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说:“算了,算了,将来你们结婚多请我吃点糖就行了。不过,你不要再这样折磨乔老爷了。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你再这样折磨他怎么受得了?他对你可真正是动感情的。这份情很珍贵,你不要再多想什么了。”我很感激小唐,我说如果我们不在外交部这个环境也许一切都简单得多。小唐很乐观,她说外交部的大多数人都很钦佩乔老爷,都会为他高兴的。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深知我已无法改变我和冠华之间的爱情了。无论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驾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里却纯真得像个初恋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养出来的小花。我不能再伤害他那颗真诚善良的心。

那几天,我对自己充满自责。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华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外交家,从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当时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弃自己面临的政治机遇而甘心与冠华荣辱与共。

我从来不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并不能摆脱许许多多个人的杂念。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我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

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此能力。我之所以在对冠华感情上的退却正是我无法做出这样的抉择。但在冠华为我深夜醉酒之后,我醒悟到人生最为珍贵的是真情。我终于下决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将陪伴冠华终生。 

冠华得到我这最后的承诺后,他的喜悦是巨大的。他犹如变了一个人。他对所有人微笑,他宽容所有的差错,他的脸上出现了红润。我们恋爱的消息此时如决堤的洪水般迅速传遍了外交部,传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们所料,一时间什么样的花边新闻都出来了。也许正因为那是个文化枯竭生活无味的时代,所以冠华和我的恋爱新闻成了一味难得的调味品,使人们在枯燥的工作之余津津乐道。不过直接传到我们耳中的却是众多友好的祝愿。

毛主席的佳句 

经过了这场感情的暴风雨之后,我和冠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1973年4月。这过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也是硕果累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

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建交谈判。在这一连串的外交成果中,这年4月廖承志同志应邀率庞大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韩叙同志奉命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

相应地,美国政府于同时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冠华为他献身的外交事业的成就兴奋不已,也十分忙碌。我们见面时间虽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

他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因为忙,他见不到我,他会在中午干部下班时站在他办公室那临街的窗户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车回家吃饭那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

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一定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

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集会议汇报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

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

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

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

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赚钱”的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进了冠华的打油诗,使之堪称一绝。 

1973年春天,我和冠华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是1971年3月入外交部的。当时外交部的政治环境大概是全国最好的。“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动乱与灾难此时基本都已得到纠正,党组和部领导基本都是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老干部。

驻外大使也如此。周总理亲自领导外交部的对内对外事务。在这样优越的政治气氛下,自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迅速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部内上上下下很团结,也很愉快。我和冠华企盼着美满的家庭生活会给我们以新的动力,为这蓬勃发展的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父亲长逝 

但是,就在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候,一场政治风波正悄悄向我们袭来。它也许是酝酿有时的,但对我和冠华来说却被这突然而至的风云变化搞得不知所措。开始是一份很普通的外交形势分析报告据说有错误,接着似乎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发现了“右”的倾向和错误。

矛头所指是周总理,但冠华是属部内的代表人物,他似乎是要对这些“错误”负责。冠华毫无思想准备,情绪很紧张。此时,命运似乎为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解脱。6月中旬,我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

父亲已在一个月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房修部门趁父亲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暂时住在门口传达室。一天中午,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就在下班时急匆匆来看我。

我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我问他,冠华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我说:“今天上午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

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我顿时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时这类大事通常我都会由“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这一次我却一无所知。

我面对冠华,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但我知道这时他的内心正翻腾着波澜。他多么希望我们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我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我一起前往。三年五载我们将长期分离,而冠华那年已是整六十岁了。

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要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脱口而出就对冠华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我会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选择。

你已不年轻,我不会离开你。如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为爱情做出在事业上的牺牲,那当然是我。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接近你的成就。所以我会心甘情愿把你的事业放在第一位。

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国内也同样有许多事可做。”冠华的眼眶潮湿了,他激动地承认:“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乱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心太纯了!我怕我太自私!”我说:“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总是求而不得。

我很珍惜你给我的这份爱。有此足矣!”冠华默默地看着我,取下眼镜,要擦眼中滚动的泪水。我接过他的手帕,替他擦干泪水,我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吗?既然你说服了我,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  

后来,冠华说这是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关怀,怎么能不接受呢?我说这事只能由我自己向主席报告。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可能是应了他批评我的,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出息”。

很多年过去了,当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当我已失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也曾饱含辛酸地回首当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就开始捉弄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