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与章含之 与乔冠华十年风雨情改变章含之命运的男人【2】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要出台湾版时,我与章老师聊天,谈到如何在台湾做宣传,章老师笑着说,你跟他们说四句话十六个字:总督孙女、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夫人。
我跟台湾出版人说这四句话,他们不懂。我解释说:她亲生父亲的父亲是安徽总督,她养父是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她是毛泽东主席的英文老师,是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出版人听了伸出舌头:太了不起了!他们果然把这四句话印在新书的腰封上。
这四句话一点也没夸张。除了她未曾见面的祖父外,这三位历史人物改变了她的一生的命运。
首先是她的父亲章士钊。章老先生是位毁誉交加的历史人物。他追随过孙中山,与黄兴为友,以章太炎为兄,奔走革命;他又依附过袁世凯,在段祺瑞政府当过司法部长和教育总长;他帮助过共产党,营救过李大钊,为入狱后的陈独秀出庭辩护,他的辩护词被作为当代的大学教材;但他办过《甲寅》,反对白话文,开除鲁迅,镇压学生,被鲁迅斥为“落水狗”。他是大学问家,张君劢曾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六位重要人物:章太炎、王国维治国学,严复的贡献在翻译欧洲学术名著,而能“学贯中西”者只有梁启超、胡适与章士钊。
章老先生是位名士,两袖清风。他常常说:“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我从无财富,但也从不缺钱。”他一生经手的钱财不少,但他乐善好施,结果,没给自己置一分地,买一幢房,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史家胡同的房子还是毛主席、周总理指示送给他的。
章含之不是章士钊的亲生骨肉。章含之的身世是一个哀艳的爱情故事已尽人皆知。
但正是章含之成了章家真正的女儿和继承人,只有她一直随侍在父亲身边,照顾老人的晚年,也只有她想到要为父亲出全集。对于一个大学者来说,名利已如浮云,身后事还有什么比出版全集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
难能可贵的是在她大病一场,几乎是从死亡边缘走回来之后,决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父亲出全集。她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朋友的帮助,组织了一个编辑班子,前后工作几年,完成600万字的收集整理注释工作。
我生也晚,无缘见到章老先生,但总算也为章老先生尽了一点心意,最后帮助章含之完成了出版十卷本《章士钊全集》的心愿。
如果说,章含之走进章家,是她第一次改变命运。那么,她人生道路上第二次改变命运是因为毛泽东。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大寿。那天办了两桌家宴,除了家属之外,只请了四位湖南同乡作陪,有幸被邀的四位老人是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毛泽东事先关照每位可以有一个子女陪同。王季范带了他孙女王海容。王海容因为与毛泽东有一层亲属关系而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她的一次谈话在“文革”中流传出来,一下子使她名声遐迩。
章含之也是这一天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听说她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便请她到中南海来教他学英语,并戏称她“章老师”。从此,“章老师”这三个字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她不只是大学里一位普通教师,而是一国之领袖毛泽东的私人教师,能够出入中南海。
我问过章含之,毛泽东是否真的想学英语。她说:当初以为是,现在想来,其实毛泽东是想借此休息。而且她发觉,她去中南海的那一年多,毛泽东很空闲,有闲心与她聊天。后来才知道这段时间是毛泽东所谓“大权旁落”的时期。章含之有次还告诉我,毛泽东曾想带她去外地,住在他的专列上,她教毛泽东英语,毛泽东给她讲历史。这个计划如此诱人,使章含之非常激动地期盼着这一天。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成行,而且毛泽东也停止了英语学习。因为,与政治对手的斗争,使毛泽东再也没有这份闲心了。
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章含之,在“文革”中,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发配到农村干校去受劳动的惩罚。毛泽东一纸命令,把章含之从农村调回北京,进了外交部,后来又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和主管一个地区的外交官。
那年代没有歌星、影星和体育明星,电影是唯一的消遣,少得可怜的几部电影放映之前都放伟大领袖接见外宾的新闻片,经常陪同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镜的章含之因为她的美丽和风度格外引人注目,那一代人的记忆一直保存到现在。当《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后,我陪章老师到各地去签名售书,所到之处,读者欢迎的程度超出我们的意料,在全国书展上,章含之面前排队等她签名的人最多,远远超过畅销书作家。
毛泽东没有想到,她把章含之调入外交部后,使章含之在人生道路上第三次改变命运的是另一位男人乔冠华。
乔冠华是中共党内才子,当年与胡乔木有“南北二乔”之称。他年轻时初露锋芒是二次大战时在香港写时评,当马其诺决战尚未见分晓时,他便预言“巴黎将于三日后不战而降”。毛泽东在延安看到他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高度称赞这篇文章“可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器重他的才华。但因为他不是老红军老八路出身,一直在党内受到排挤,连周恩来想提拔他都阻力重重。他的外交才华得到发挥还是在中美谈判时,他与基辛格棋逢对手。继而在联合国大会上,他谈笑风生,纵横捭阖,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在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年代,毛泽东没有想到他的权威受到一段生死恋情的挑战。毛泽东似乎知道了章含之进入外交部后与乔冠华的恋情,显然,他并不喜欢这种关系。他亲自提名章含之任中国第一位女大使出使加拿大。在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年代,又是恩宠有加的栽培提拔,以及共和国第一位女大使的荣耀,对章含之的爱情确实是个考验。乔冠华听到这个消息忧心忡忡,他知道“君命难违”的古训。但章含之却表现出女性少有的理智与勇气,他对乔冠华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部长,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这都是身外之物。”章含之冒着失宠的危险,选择了爱情,也选择了她后半生坎坷的命运。
我常常听到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说章含之是贪图乔冠华的名声和地位,但他们并不知道章含之是冒着多大的压力作出自己的选择。而章含之知道这“抗命”的代价。
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批示批判乔冠华。乔冠华是他一生中决定批判的最后一个人。自然,这其中有许多政治上的复杂因素,但章含之隐隐约约有种感觉,似乎多多少少与他们当年的叛逆有点关系。
章含之多次很感慨地对我说,她与乔冠华十年风雨情,只有两年是充满阳光和欢乐的,其余八年,她陪着老乔受尽磨难,一直到老乔含冤去世。
乔冠华的离去,几乎使她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她对我说,她几次想到死,她多少次在上海黄浦江畔徘徊。她说她失去了一切,以后又失去了她唯一的财产——她的爱,她最亲爱的人。她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
她后来写道:“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是生的欲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这样被歪曲。于是我活下来了。”
她的心已死了,但她还有一股气。这股气支撑她活下来。
我第一次推开大红门见到她时,乔冠华逝世才一年多,她完全笼罩在乔冠华的阴影里。我不仅为她对乔冠华的真情所打动,而且感觉到一股比这真情更深沉、更强烈、更无畏的精神力量。那就是要为乔冠华讨回公道,要还自己一生的清白。
这种精神力量支持着她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的她手中已经没有任何“武器”,唯一有的只是一支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