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日本 孙中山与日本签订《中日盟约》包括什么卖国内容

孙中山签署《中日盟约》 后世学界斥其卖国

解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政局陷入一团乱麻之中,清廷与革命党之间谁也奈何不了谁,起义发生8天后,著名的南北和谈开始了。

傅国涌:南北和谈不是某一个方面,单方面的这个推动,它是多方面推动的结果,正因为革命派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把清廷掀翻,北洋派也没有能力一口把革命派吞下去,同时北洋派的灵魂人物,北洋派的领袖袁世凯还有私心,要借革命党人起事来要挟清廷。

再加上第三方面还有一个立宪派从中斡旋。这种多方的政治势力之间的一种平衡最终就会推到大家坐下来,用和谈的方式来谈出一个新的政治结构。

解说:和谈是大势所趋,但是其中还夹杂着一股激烈反对和谈的力量,正是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北一辉等,与中国革命派密切相关的日本人。

赫连勃勃:对于日本人来讲,袁世凯手底下几十万的北洋军,只要是袁世凯一上台,中国很快就可以实现统一,马上一个强大的、崭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就屹立在东方,日本人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一个中国出现在东亚。

解说:关于南北议和,人们以往的观点往往强调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在另一方面惟其妥协和不彻底才能够容纳国内多数派别的意愿,使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得以大体维持,避免了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

傅国涌:我们从今天来看孙中山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当中的一种高超的地方,因为他也可以拼死搏,也可以拼一拼,但他没有这样拼。

解说: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人们在想象孙中山风光一时的同时,可能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各省独立,中央政府财政空虚的连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

赫连勃勃:胡汉民日后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向南京临时政府要钱,孙中山呢大笔一挥,中山先生向来是这样,一下就给了20万,结果胡汉民当带着安徽特使去国库一看,整个这么大的国库只有10块光洋。你就可以想像到当时的革命军方面经济拮据到什么地步,结果当时在南京政府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就出来了,就伸出了诱人的橄榄枝,橄榄枝上就挂满了金钱。

解说:在此期间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但一笔钱也没有借到,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孙中山委派盛宣怀向日本借款,以汉冶萍铁矿作为抵押,向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借款500万元,对外则称该矿集股2600万股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

赫连勃勃:条约都签了,签了之后全国哗然,包括张謇就给孙中山写信,就说你跟谁签都行,尤其不能跟日本人签。黎元洪也勃然大怒,就是说你这个清朝的时候和日本人签订的时候,都不敢把这个汉冶萍公司大张旗鼓地交给日本人,现在民国初建了,反而堂堂正正的跟日本人做这种交易,所以说满清余孽也当笑话我们,因此当时就是说黎元洪就说这个人签订这个什么应该枪毙,但当时黎元洪指的是盛宣怀,实际上他就是暗指的孙中山。

解说:迫于各种压力,孙中山最后还是终止了对日本的借款,他当了两个月临时总统后让位与袁世凯,自己则退政治舞台的幕后过了不到一年的清净日子。一直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这一次孙中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凄凉。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系研究员):有一个事实最能说明问题的冬天很冷,很多人衣服都不够,因为你是这个失败者嘛,没人支持了嘛,就是经费不够连衣服都没得穿,最严重的一个烤火,就是冬天烤火没有办法,烤火应该是用炭来烤的,但是当时连炭都没有,是拿一张纸一张纸这样烧了来烤火。

解说:政治家的失败结果往往是树倒猢孙散,孙中山当时的处境大致就是这样,不过让他欣慰的是自己还有一些朋友,一些与政治、权利、利益没有关系的人,正是这些人给了孙中山最适合的温暖。

梅屋荘吉,这是孙中山十多年前就结识的老友,从1895年孙中山第一次策划广州起义开始,梅屋荘吉就开始资助,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梅屋荘吉倾尽家财,按照现在的算法一共出资高达10亿日元,这一次又是他接纳了孙中山这个落魄的革命家。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系研究员):孙中山经常到梅屋荘吉家里去做客,应该是很好的朋友了。

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在钱这个问题上给孙中山的支持还是比较大的,经常给他提供一些经费,因为这样子他也成为好朋友,所以孙中山死以后,他就认为没有办法看采取什么办法纪念他,那就弄了几尊铜像,包括现在我们学校这个铜像,就是这个铜像也是梅屋荘吉捐赠的。

解说:在与朋友疗伤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隔断与日本政界的往来,1915年2月,为了争取更大的支持,孙中山与日本人之间签订了一份给他带来巨大争议的条约《中日盟约》。

这是《中日盟约》的部分条款,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第三条、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要用日本军人;第四条、使中国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第六条、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系研究员):台湾有些学者,特别是李敖就说这是卖国的东西,大陆的学者,为这个是不是卖国的问题广东的学者还专门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专门为这个《中日盟约》有没有这个事情。那我的理解,我现在是撇开它有没有的问题,我不讲有没有,但是孙中山跟日本人的关系,希望日本人帮助他完成他的革命,我觉得这点是无疑的。

陈晓楠:关于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之后流亡日本的那段经历,史家向来讳莫如深。中国历史上向来有为最尊者讳的习惯,大凡中国历史上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好像总有某一段经历会被史家有意无意地忽略。

中国的史书造了很多的神,也造了很多的魔,却很少用人的眼光去看问题,可能也正因为这样,才会出现孙中山、袁世凯等人在历史评价上的巨大落差。

实际上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本来就有很难用道德标准去衡量的,在这个以命相搏的舞台上,恐怕只有那些敢于摒弃道德标准的人,才有更大的生存的可能。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其多面性,因此也需要给出一个多面的评价,一个普通人的尚且有复杂的性格,更何况是那些纵横驰骋的历史人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