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上当受骗 当庭指证张春桥是预先策划

“开篇不说蒯大富,说尽文革也枉然”。这是文革史研究者中流传的一句戏言。但也是一句实话。 蒯大富的个人经历,以及文革后的种种不幸,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一些人或许还记得当年审判四人帮时,蒯大富当庭指证张春桥授意做了某某事之类。今年出现的一本书《清华蒯大富》中[作者许爱晶],根据蒯大富的透露,当年指证张春桥,是受到了生命危胁下的假口供,当年主审他的人,诱骗他说,指证张春桥就可以从轻发落。蒯大富信以为真。按照事先拟好的稿子,包括说话的语气,眼神等,都是专门编排好的。蒯大富在上庭前,演练了不下百次。结果,蒯大富仍被处以17年重刑。

书中这样写道:“开庭时向全世界转播蒯大富的表演图像,暴露执法者的无聊与虚伪!正派之人视之,无不痛惜蒯大富形象和人格跌落到人生最低谷!”、当然书中也写道:“蒯大富后来对此也作了深刻的反省与自责,留下人生极大的遗憾。”对于张春桥,作者由其著墨——“既知大势已去,及至落入牢笼,面对法庭不公,虽一言不发,但气节为重,生死之间何必奴才!追随主席一场,岂能投降!张春桥法庭之上傲然天下!”

这本书还对蒯大富后来所谓被毛泽东及中央文革抛弃一说,给予了正面澄清。蒯大富及其他几位学生领袖后来被审查,限制自由的主因是“风头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膨胀”是清华“百日大武斗”的主使者。并在毛泽东命令军队进校制止武斗时,公然开枪抵制 [蒯大富当时不清楚是谁派来的,以为是黑手],但惨剧造成五名军人被打死。这是蒯大富等人后来被冷落的主要原因。但审查蒯大富等人,并不是这个原因,而是“清查五一六”。关于这一情节,这本书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也部分回答了个中内情。或许是因为事关一个一向形像好的前领导人的原因吧。懂得一点文革史的人,相信知道我指的那个人是谁。

蒯大富离开学校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仅仅一年多时间,就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叫到北京隔离审查,关押三年后,到工厂“监督劳动”,直到1978年4月已失去人身自由8年的蒯大富,又以清查“四人帮”名义被逮捕入狱,判刑17年。

国庆35周年,邓小平搞阅兵,蒯大富、韩爱晶和魏京生一起被转移到大西北青海塘格木劳改农场;和蒯大富一起服刑的韩爱晶刑满后留劳改场工作,找一个18岁的四川姑娘结婚;1987年蒯大富刑满后坚决不愿留场工作, 按照1982年中央九号文件精神:“凡清查运动中最该判刑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单位商定,安排生活出路。”蒯大富回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

蒯大富称得上是个性情中人,待人温厚。在周围的人眼中,他是个好人。好多人帮他介绍工作,帮他成家。更有人请他当“经理”。但蒯大富可以把那些文革经历当成浮云,有人却不放过他。蒯大富被某企业聘到北京创业,王X美不容被赶出京城;戚本禹约他去常州谋生,省委下令把他赶出江苏;最后,终于在深圳安了家。但是为了让妻儿都在深圳安家,还是碰到了难题,有房有车也不能落户。最后,只能以假离婚的变通方法,总算办成了。

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和韩爱晶等文革人物,有文革中被他认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深圳大学首任校长,有廖承志的亲属,贾春旺的侄子亲属,深圳市原市委宣传部长,企业党委书记、企业家等等,当年的死对头、414理论家周全缨参加并朗读自备的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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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亲身经历文革,由其是身处风暴中心的人而言,几十年后再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失去领袖的后三十年里,人们对于文革意义的理解,比当年更加真实。也越发对毛主席当年发动文革的用意,唏嘘不已。正如已故作家魏巍在《历史的见证》所写的序言中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经40年了。随着历史风云的变化,这场大革命越发显出重大深远的意义和耀眼的光芒。尽管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着种种争议,甚至巨大争议,而且还会持续下去,但那种盲目的否定和轻率的否定,显然越来越难以立足了。严肃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么是成功的地方,什么是不成功的地方,并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实践,才是正确的路子。”魏老的这段话意味深长、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