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严锋 复旦大学南通籍教授严锋深情回忆:我的父亲辛丰年
按道理来说,林彪倒台了,他就应该平反了,事实也是如此,但却滞后了好几年。也难怪,倒霉的人太多了,像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排排队是不行的。一九七三年,两个军人来到了砖瓦厂,带来指示:辛丰年恢复党籍,就地复员安排工作。这只能算部分平反,还是拖了大大的尾巴,但恐怕已经要算他一生中最欢天喜地的日子了。草根不用拣了,草屋改成了砖屋,一下子工资狂涨到五十二元一月,周末吃点肉是不成问题了。所谓“就地安排”,就是在五窑砖瓦厂做了一个理论辅导员,人称“某主任”,小小的公社砖瓦厂,主任不下十来个,但是工资最高的居然就是这位从最低级的工人超拔上来的“主任”。
到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前夕,终于彻底平反了,复员改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军队是回不去了,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在附近大一点的城市安排一个工作。但是,当组织上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五十三岁的辛丰年提出退休。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可能是辛丰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在七六年,还完全没有干休所或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这样的概念,如果你没有单位,就没有人来管你,也就没有人来考虑你的生活待遇住房之类的问题。在进××市的时候,地方上给了两间小房子,然后就再也没人来理他了。
正是年富力强,官复原职,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大好时机,为什么要洗手不干?辛丰年大概想的也是要夺回损失,不过是另一种损失。退休手续一办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去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了回来。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来得及呢?连吃饭的时间都只好也用来看书。
还有音乐。从前的几百张唱片早已是五分钱一斤的价钱处理掉了,但是朋友们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南朝鲜有一个短波台每天有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正好可以考验刚买的海燕收音机。虽然还是心有余悸,毕竟天气已经放暖了,天时地利人和,年轻时代的爱好大有一发而不可收再度喷薄而出的气势。不过,收听敌台仍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人必须小心地守候在收音机旁,每个曲子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必须手脚飞快地把音量调到极轻,以免屋子外面的人听到那朝鲜语的对乐曲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