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的儿子 南通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朱理治的璀璨人生[图]

南通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朱理治的璀璨人生[图]

人物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一、革命一生波澜壮阔

朱理治,1907年7月25日生于通州余西一个中医世家。 15岁考入省立第七中学,发奋求知,成绩优异。五卅运动时,参加进步学生的示威游行,并取号慕飞,以示效法岳飞精忠报国的决心。 1926年读完高中二年级,即以同等学历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

1927年3月由同学余冠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北京市委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市委委员。 1928年春,因组织连遭破坏,并被反动当局通缉,南下上海寻找党组织。

同年5月在家乡以余西镇公立小学教师身份,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旋因告密而被捕。在苏州看守所中坐牢期间,坚持斗争,组织中共临时支部并任书记和同难会会长。因国民党当局无确凿证据,遂于1930年4月被释放。

此后,历任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及该会中共党团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局和北方局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等职。红25军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历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及红29军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西安事变前夕,任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负责领导东北军地下党组织和东北流亡民众的爱国运动,为贯彻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七七事变”前夕,任新组建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并于1938年5月底将省委由开封迁至确山竹沟。同年9月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11月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豫南省委书记兼省委军委会主任。

1939年3月至9月,代理中原局书记。同年10月,率六百余人南下四望山,与李先念部会合,组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任纵队政治委员、中共纵队委员会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

在中原工作的三年里,积极执行党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的正确路线,为准备和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0年3月奉命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并留在延安。

在陕甘宁边区遭受经济封锁,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被任命为边区贸易局局长、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为开展边币对法币的斗争和运用金融手段支持边区生产,多有建树。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解放区,历任中共洮南地委书记、北满分局秘书长。

在南北满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切断、南满形势危急时刻,被任命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朝鲜全权代表,在把北朝鲜变为我隐蔽后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辽沈决战前夕,奉命回国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任副部长(常务)。东北全境解放后,历任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新中国的金融工作、经济计划工作积累了经验。

1951年调到中央工作,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物资分配局局长,国务院交通部中共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兼计划委员会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75年初被安排到河北省工作,“四人帮”粉碎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8年4月9日于北京病逝。

二、奋斗一生功绩卓著

作为我党早期高级领导人,无论是在烽火连天、民族危亡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百业待兴、举步维艰的经济建设复苏阶段,朱理治同志都表现出了崇高的精神、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领导能力。

(一)西安事变纵横捭阖

“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不能同室操戈。 ”这是西安事变期间朱理治写给东北军某部官兵的一段话。

秘密从事统战工作。 1935年中央到达陕北后,朱理治担任陕甘省委书记,他以极高的觉悟领会瓦窑堡会议精神,争取同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联合抗日。次年,朱理治被任命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8月上旬,随同叶剑英、彭雪枫前往西安做统战工作,朱理治名义上的职务是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实质上是在敌人眼皮底下领导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帮助张学良建立抗日政治组织,发动逼蒋抗日的民众运动,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下层路线”团结士兵。朱理治组织苏区军民广泛向东北军官兵宣传党的抗战思想和爱国政策,与官兵广交朋友、认老乡,帮助东北军解决柴草、粮食和副食品缺乏的问题;经常组织联欢促进友谊,印发各种小册子散发;组织火线喊话,笼络人心、消除敌意、达到和平争取的目的。

走“上层路线”争取军官。东北军67军105师驻洛川一带,朱理治亲自给师参谋写信认同宗,他还派当时的省委白区工作部灵活运用各种“攻心法”开展统战。发起东北民众救亡会,由党秘密领导,策划西安“学联”文化协会和“各界绥战后援会”,组织东北军军官家属成立妇女研究会,大量组织抗日救亡群众集会和请愿示威,造成逼蒋抗日的声势,推动西安事变形成夯实的群众基础,拓展统一战线的深度和广度。

健全地下党组织。朱理治以特派员身份到西安,首要工作便是向地下党组织传达《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关于迫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等文件,将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传达贯彻。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朱理治功不可没。

(二)转战中原居功至伟

“创造武汉附近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是1940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的评论。

1.成立豫鄂挺进纵队。抗战初期,朱理治任河南省委书记,他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开拓河南乃至中原抗战的新局面。为粉碎国民党“扫荡”、巩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主导成立了豫鄂挺进纵队,发展成为万人之巨的主力游击兵团,作为独立战略单位的骨干力量活跃在豫鄂边区,不断粉碎敌顽夹击,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2.开辟竹沟根据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中央委派朱理治领导鄂豫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和创建红军游击队,朱理治努力保存和扩大这支武装,开辟了以竹沟为中心的豫南柏桐山区根据地,使陕北、豫西南、豫南连成一片,成为中原地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火种。

3.发表抗日救亡宣言。朱理治发表了《回乡工作之基本任务》、《保卫河南宣言》等,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和农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来保卫河南,争取抗战胜利。宣言对河南各界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4.发展党组织。朱理治亲自领导并恢复了党组织核心力量,培养大批领导骨干。至1938年8月,河南省委就恢复和新建了9个地、市、县委,在黄河以南64个县中,有59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全省发展党员8000多名,成果辉煌,并为其后新四军四师、五师输送了大批干部。

开辟中原抗日根据地,成就了朱理治一生的辉煌。

(三)金融领域独树一帜

上世纪40年代,在朱理治担任边区银行行长期间,他阅读大量金融学书籍,写下十多万字的金融文稿。作为实践锻造出的经济学家,朱理治主张稳定币值与平衡货币供求,提出中央银行具有发展经济与稳定物价的职责,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朱理治的金融思想为当年稳定陕甘宁边区金融秩序作出重大贡献,其金融策略成为新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雏形。

1.以金融促进稳定

朱理治指出:“不能把银行视为财政出纳机关,边区要由半自给向完全自给过渡,银行的作用是‘巩固与加强边区金融,刺激边区生产’”。朱理治认为,要发挥银行作用,必须使金融职能专业化:其一,银行有资本金,财政不得随意借款;其二,银行增加金融资产种类;其三,金融体制健全,形成总行与分行、本币与外币交换的“金融网”。

2.妥善处理货币发行

陕甘宁边区依靠发行大量边币维持财政周转,结果引发通货膨胀。很多人提出减少边币发行量来扭转逆势。但在朱理治看来,经济稳定不只受货币发行量这一个因素的影响,还受多种因素制约。为治理膨胀,朱理治运用如下方法来疏导:加强运输,增加土特产输出;加大贷款力度,将钱投入生产;节约财政支出,开源节流;制订新货币政策,允许边币与法币兑换。最终边区经济得到恢复。

3.优化资源配置和信用文化建设

朱理治指出:“金融不仅是简单的资金融通,本质上是优化资源配置。 ”当时边区银行通过信贷指导,使用信贷手段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将资源投放到效益最高的地方——民需工业、出口工业、发展较规范的合作工业上。同时,还采取强硬手段进行信用文化建设,例如促进贸易收支平衡、稳定国内物价、严申法令保障金融主权等。

4.规范货币兑换

陕甘宁边区颁布规定:发行边币,禁用法币。然而因边区物资匮乏,导致边币贬值,黑市非法兑换法币猖獗。朱理治认为:“推行边币一方面靠政治力量,因为边币是‘短脚’,‘法币是‘长脚’,但政治力量有限,不能无视经济规律。

”其办法是:一是由银行管理法币,实行外汇专卖制度;二是依据边币和法币比价调剂边币发行量;三是建立货币交换所,实行挂牌公开交换,建立浮动汇率制度。朱理治关于“严格贸易与调剂外汇,边区银行实行外汇管制和统一调剂”的策略成为了新中国外汇管理的基础和不二法则。

朱理治在金融领域的有益探索,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四)架起中朝友谊的桥梁

1946年7月,为争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发展中朝两党关系,中央委派朱理治任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全权代表,主持全面工作。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肩负的特定历史使命,也让朱理治成为中朝两国世代友好的标杆人物,他为中朝友谊作出了突出贡献。

完成伤病员的优抚安置、战略物资的安全转移和过境人员的输送任务,采购和转运大量作战物资,协同朝鲜劳动党做好华侨工作,朱理治领导办事处圆满完成东北局交付的各项任务,与朝鲜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诸如金日成、崔庸健等进行广泛接触,互通有无,建立真诚友谊,互相支持和帮助。在实践中,朱理治摸索出一套系统科学的外交策略和外交原则。

1948年9月,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圆满完成任务,在完成办事处的历史使命后,朱理治又主持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延续两国友谊。

朱理治革命生涯功绩卓著,以上只是战争年代的几个片段。

三、忘我一生言传身教

“你入党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没想清楚,我劝你不要急于入党。 ”这是朱理治对子女提出的要求。

朱理治特别重视个人的思想修养和家庭美德,尤其关注对孩子的思想教育。他给孩子们写信,总是提醒他们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他的一个儿子要求入党,他与之谈话说:“你入党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没想清楚,我劝你不要急于入党。 ”

在革命斗争十分险恶的环境下,朱理治仍阅读马列著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通读一遍,仅笔记就写下33万字;他在河南工作三年,手稿有十多万字;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两年,手稿有8万字;在交通部工作三年,手稿有6万字。每当离开一个工作岗位,他都要写出自我鉴定,听取大家意见,进行自我批评。

朱理治生活简朴。调入中央工作后,住的是老房子,经常在阴雨天返潮,机关管理部门多次提出要重新翻修,安装地板。他考虑到花销太大,不忍心花国家的钱,始终没有同意,最后,只让机关管理部门在原来的地面上加了一层瓷砖。

晚年,他到河北省工作,他只身一人住办公室,吃在食堂。有时外出,有时开会,回来得晚,食堂关了门,他为了不麻烦人,索性就在办公室里吃饼干充饥。朱理治和夫人每月工资加在一起虽有600多元,但大都接济了革命战争年代帮助过他们的同事、朋友,以及生活上有困难的亲戚。

“文革”中,造反派冻结他的存款,发现只有800元,惊呼说不可思议。在“文革”后期被“解放”后,他把组织返还的3000元工资全部交了党费。因为经常接济他人,因此家中比较拮据,在他逝世后,除了一些藏书,几乎没有留下遗产。

四、漂泊一生桑梓情深

“近乡情怯,却总在心坎里思念”——《朱理治传》如是说。

朱理治年轻时曾在家乡学习和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以后,由于局势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离开家乡,直到逝世,一直没有机会回家乡。解放后,他数次计划回到故乡探亲,却始终因工作忙碌而未能成行,他对故乡一方热土始终怀抱感恩和思念之情,而家乡领导每每去北京探望,总会得到朱理治热情的款待。只要有利于家乡发展的事,朱理治总是想方设法予以解决和帮助,尽最大力量为家乡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腾飞献策献力。

如今,朱理治对家乡发展的关注之情由其后人延续光大。在他们奔波下,一批书刊电脑送到了南通学子手中,2008年,以朱理治名字命名的“理治教育奖励基金”在通州理治小学设立。 2011年,南通市首个地方性教育基金会——“南通理治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继续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南通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的江海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