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批评邓拓 揭秘: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彭真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登在报纸显要位置,题目设计也特别醒目。文章的结尾还这样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
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站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在文章中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他们说“惟有军队的报纸才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
江青指使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的事,对党中央,对周总理都是保密的。当然作为当时已是中央第六号人物、北京市市长兼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也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海瑞罢官》的作者)的文章感到愤怒,而且彭真向来认为吴晗是个忠实的好同志,学识渊博的好学者,如此“上纲上线”,分明是另有企图嘛!
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
”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中宣部及新华社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元文章最后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因此,北京等地区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正是这种做法,彭真为自己惹下了“大祸”。他根本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图。1965年9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可能隐藏的含义,这位耿直的共产党人根本就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等地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下令:出小册子!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11月29日才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征订,但仍拒绝发行。
作为另一方的代表江青、张春桥,他们一边捺下性子等待对方的反应,一面策划着“放长线钓大鱼”。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来出面了。不过他实际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毛泽东已开始抱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要搞“独立王国”了,他必须使毛泽东改变对彭真这一看法,以保护彭真。
市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最后同意转载,但他认为,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并强调这是执行“放”的方针,实际上是退一步地保护吴晗。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彭真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因此他亲授《北京日报》的按语,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恩来总理修订的,也强调了“双百方针”。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是:《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彭真的意见,有意刊登了邓拓、周扬、李琪等人的长篇文章,造成在学术观点上热烈讨论的气氛,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这显然违背要下定决心,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的毛泽东的意愿。
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文化小组会议,准备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汇报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五人小组是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彭真是组长。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彭真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
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与会大多数同志赞成彭真的说法,只有康生“力排众议”,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相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中提出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没有直接回答。显然,汇报气氛并不融洽。
3月17日至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各地都要注意报刊、杂志、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杂志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当然,在当时还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号角发出的旋律和含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少生活经验,又爱冲动的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政府“再包庇坏人,政府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无疑给了这群野心家一剂强心针。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系列“错误”。《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他成了这次“奇特的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使这一决议让群众接受,便大造舆论,大肆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文章摘自 《中南海人物春秋》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