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一个时代的侠骨柔肠【3】
霍达另一部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文学,是描写中年知识分子生存与死亡状况的《国殇》。促使霍达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是与她同住一幢楼的邻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工程师,他以首创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轧机。
1986年,高建民的这一创造发明已申请了国内外专利,一旦得以确认,我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上都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当他以必胜的信念准备最后的答辩之际,却查出患有脑部胶质瘤,危在旦夕。手术前医生问他:“你是要生存质量,还是要生存期?”高建民面临残酷的自我抉择。选择前者,可以正常工作,但肿瘤随时可能复发。选择后者,生存期或许能够延长,但会丧失工作能力,苦战多年的研究成果将功亏一篑。死神在拷问一个大写的“人”,高建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生存质量!”
这一答案让霍达震动。她亲眼看见手术后的高建民戴着个帽子匆匆奔走,为他的无缝钢管进行最后的冲刺。霍达也在与死神抢时间,对这个视死如归的硬汉进行跟踪采访,写成了《国殇》中这一撕心裂肺却又慷慨悲壮的章节,没等到文章发表,高建民就辞世了,年仅45岁。
与高建民接踵而去的,还有著名数学家张广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王振泰、农大讲师谢以铨、北师大讲师徐志英,一个又一个,英年早逝。很难描述一场场死亡给霍达带来的冲击:“我那时还年轻,如果是现在,不光是体力,恐怕在心理上也受不了那么连续的强烈刺激了。
”据当年统计,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远远高于老年人,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十年。在祖国经济腾飞的时候,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窘况让她悲愤,她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国殇》发表后,《新华文摘》立即转载,当年8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部作品。她在病中含泪写下评论:“《国殇》的作者,听说是一位女作家,没有同她见过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气,她把半边天撑起来了!我向她致敬!”
补天的人:以文学手段再现这段历史,在我之前没有人写
1982年,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不容讨论”;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了霍达的创作热情,为香港写史的念头就此萌发。在经过长时间的读书准备之后,1994年,霍达南下香港,开始了历时三年往返京、港两地的采访和调查研究。
这是一块很硬的“骨头”。要想在历史框架下创作小说,首先必须将香港的150年殖民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而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许多民间资料已散佚流失,要挖掘整理,犹如海底捞针。
霍达初到香港时,十分艰苦。她早晨8点起床,有时走访到深夜12点才搭上地铁末班车,回到住处。给家里的电话简短至极:“我今天没事,平安。”然后整理资料,准备次日的工作。全部妥当后,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靠四片安眠药才能朦胧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