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组图]

任何一个命题都是靠历史鉴定的。打个比喻，一个工厂要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就必须老中青三结合。师傅教徒弟时，要费心费时，甚至影响师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虑当年的生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力量。否则人才结构会断代，那时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经验的师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真正成材)。

计划生育一方面省一笔费用(养育小孩的费用)，另一方面母亲减少养育小孩的误工时间，用这个时间工作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暂时肯定是有利于经济的，但却是透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现在计生委就是用这几年的“实践”来“检验”计划生育政策，说计划生育是何等的“正确”。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人口问题本身是慢性问题，等真正的检验官“时间”来到的时候，计划生育的决策者和计生委官员已经享受完荣誉和利益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北宋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写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下降的，总抚养比是不断降低的，生育愿望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不要小孩、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暂时地使中国由俭入奢，人为地增加社会培养成本。经济越发达，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越高，计划生育使中国在低成本时候限制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等今后高成本时候中国又无力鼓励生育小孩。

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龄结构，生育率在2.1才能保证下一代相对这一代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1971年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国家计生委多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九十年代末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左右，2000年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金指标）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着我们这一代是上一代的2.76倍；以计生委的1.3的生育率计算，我们下一代只是我们这一代的62%；以国家统计局的1.22的生育率计算，我们下一代只是我们的58%。可以看出现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们的晚年又多么凄惨。

政府的职责是引导民众发展经济，尽量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要是通过编造人口过多的谎言，降低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当政府领导，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在四川就当过一次，他就是通过杀人来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财富。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不可能象切蛋糕一样把现有的13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降下来，应该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办法（无论从人均土地还是人均耕地，中国都不比日本、韩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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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upload/2005_11/051129212367321.

马寅初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要是仅仅因为是在人口问题上用一个错误的理论与毛泽东的争执，那只能说明中国自由主义的浅薄。

李熬谈“自由主义”把马寅初给翻出来是一大败笔。

要是顺着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你会承认中国人口真的应该降低到7亿甚至3亿。“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我偏偏不钻进计生委和一些人口学家的理论套路，才能看出计划生育的荒谬性。

人口学家将重点放在“耕地、粮食、淡水、能源”，这些固然非常重要，但正如孔子所说 “尽美矣，未能尽善”。比如1981年多位学者提出中国最适人口为7亿，为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学者甚至提出无婴年的方案。那么如何将人口降低到7亿？当时中国总人口10亿，其中1950年以前出生的有3亿，就算一个小孩都不生，也要等2023年左右1950年以前出生的人基本去世才能降低到7亿。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2023年时候中国最适人口早就远远超过7亿了，这个时候最年轻的人也已经42岁了，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比例微乎其微，中华民族也即将灭绝。1981年中国最适人口为7亿时，政府无力降到7亿；以目前1.3的生育率到2070年人口真的降到7亿的时候，人口容量已远超过生育能力，老年化程度早就超过了社会承受力，人均抚养比已经创历史纪录，生育愿望已经非常低了，政府使尽一切鼓励措施都难以提高生育率了。古代有庸医治驼背，治好驼背的代价是让驼背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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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upload/2005_11/051129212440732.jpg

毛泽东在一些方面（如大跃进、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做得不好，但在人口、医疗、高科技发展、能源开发、民族工业建立等方面是没有错的，我们要一分为二。要是在人口、医疗等方面反毛，只能说明反对者的浅薄。中国是个能源短缺的国家，现在还得很大程度依赖煤电，导致矿难频发。而中国在毛泽东时期在核能研发上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1979年以来在核能利用上几乎停滞，现在核电发电量仅占我国总发电量2%。而2003年法国核电已经占总发电量的85%，减少石油进口，充足的电力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还可向欧洲邻国出口。

有人说：马寅初仅仅是一个学者，学者的理论是否会成为国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纳。如果采纳了，由此产生的功劳是决策者的，过失也应当是决策者的；让学者来负责，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学者的理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应当让人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如果要求学者的理论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发表，那以后谁还敢说话？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仅仅是一家之言，过去批他，是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不正常的表现，现在，为什么又拿他当替罪羊？

这些话确实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对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严谨的学者作参谋，需要一些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允许学者犯错误，但不等于纵容犯错误。在涉及民族长远利益的学术需要非常严谨，至少方向不能错，但划生育的几个理论连人口结构都没有考虑，老年化都没有考虑（就更没有考虑改变全球民族构成的问题），能算严谨吗？这些人能算人口学家吗？都让决策者承担责任也不太公平，学者就没有责任心了。

我说的是批马寅初人口论，不是马寅初本人。事实上，毛泽东也只批了马的人口论，批马寅初是在1959年，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这个时候的马寅初已经78岁了（哪个大学有80岁的校长？），后面一直仍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帅日子还好过），1980年代实行极端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马寅初担任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享年100岁。

国际上人口学都还属于幼稚学科，远没有完善，比如联合国对于人口预测就从来没有准确过，说明人口学界缺乏新思维。中国在1980年代人口学起步时候将马寅初搬上神龛，采纳的是马寅初、马尔萨斯的观点而建立起的中国的人口学科，导致中国人口学先天不足，一开始就走向了错误方向。导致现在民族急性自杀的1.3的生育率，中国人口学界吃不了兜着走！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人口学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还是涌现了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如蒋正华、于学军、蔡昉、李建新、张翼、王广州、郭志刚、曾毅等）。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这里的小鲜指的是鱼。不该翻动的时候（比如1980年代就不应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用继续七十年代的允许生两、三胎的宽松计划生育政策），老是把锅里的鱼翻来覆去，检查是否熟了，其结果只会把鱼煎烂；该翻的时候（比如现在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就要翻动，否则鱼会被烧糊，并且要翻就要一次翻成功，否且三、五年又得翻（民众无所适从）。

既然马寅初作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象征，不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为人口政策伸张正义的那一天。

附：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百年前有一个英国学者，叫做马尔萨斯，他因为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