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后代杀了几亿人 马寅初与《新人口论》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无党派爱国人士。1899年马寅初进入上海“育英书馆”,1901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3年前往美国公费留学,1910年在耶鲁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撰写的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1915年回国,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1916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1919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教务长。
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1938年初,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因撰文抨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之机大发国难财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监禁,先后被关进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最后被软禁于重庆歌乐山家中,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人身自由。
1947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集会请他讲演,他不顾特务机关放出加害于他的流言,写下遗言,如约到会讲演。1948年当选第一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回到嵊州老家居家赋闲。
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81年任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顾问。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1993年8月被授予首届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
他的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1944)、《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中国国外汇兑》(1925)、《中国银行论》(1929)、《中国关税问题》(1930)、《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中国经济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新人口论》(1957)、《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等。
一、马寅初人口研究的背景
马寅初是我国最早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博士之一,其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的。马寅初与刘大钧、何廉、方显廷一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
20世纪前半期,马寅初从国外归来后,引进和传播了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与理论,关注中国现实问题。
比如,马寅初出版过研究中国银行业等方面的专著,曾主导30年代币制改革讨论,对民国财经立法也有所贡献。其所著的《经济学概论》多为引进的知识,曾再版多次,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此外,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等发起中国经济学社,当选首任社长。
20世纪前半期,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一方面,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在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这种社会和思想背景也体现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中。
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直言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强调控制人口。譬如,陈达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系统地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的理论,柯象峰强调中国人口的愚弱是造成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潘光旦从优生学的角度强调优质人口的再生产问题,而吴景超则认为中国实施工业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于控制庞大的人口问题,等等。
在学者看来,当时社会问题的解决无论怎样都绕不开庞大的贫穷人口。
马寅初也积极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早在1920年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四期上,就曾发表《计算人口的数学》一文,表明他很早就关注中国特殊的人口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校曾专门设课讲解人口和资源问题,一方面介绍马尔萨斯和汤姆逊等的人口理论,另一方面提出了“适宜人口”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和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的结果,至1953年6月31日止,中国的总人口达到601938035人,出生率为37‰,估计自然增长率为20‰。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是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一个书面发言。实际上,这个发言稿最初在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准备提出。当时在浙江小组上讨论时,很多代表并不同意马寅初的看法,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资产阶级人口论者马尔萨斯的一套。
当时,由于整个政治氛围并不适合提出这个问题,于是马寅初便暂停发表新人口论的观点。直到1957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人口控制的政治舆论才得以改善。
其中,这个纲要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二、《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
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太快”的命题。根据1953年政府在部分地区的调查估算,当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20‰,且城市的增长率要高于农村地区。以此来估计全国人口增长大概每年达1200—1300万人。
但马寅初认为,20‰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53年时可能是正确的,但来估计此后的人口增长状况,会存在很大的误差。因为,随着新国家的建立,社会趋于安定,经济不断恢复和发展,都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具体说来,(1)就业情况要比原来有很大改善,经济状况相对稳定,结婚人数增加,并且政府照顾已婚夫妇,原则上分配到一个城市内工作,这样,生育的机会也就增加了。
(2)政府对于孕妇产妇和婴儿的福利照顾,使得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下降。(3)政府对老年人的照顾,社会死亡率大幅降低。(4)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内战逐渐停止,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盗匪绝迹,凶杀案件减少,人民死于非命的大幅减少。
(5)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善,尼姑和和尚大半还俗结婚,同时,娼妓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大量妓女改良结婚,这都潜在地增多了社会的生育人口。(6)农业合作化以后,人民生活改善,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便愈发强烈起来,只要经济上许可,老年人就忙着给儿子娶媳妇,成家立业。
(7)政府对于一胎多婴的家庭,除了奖励以外,还有经济上的补助。诸如此类,都是增加出生率,减少死亡率的因素。因此,马寅初认为,1953—1957年这四年中国人口增长率很可能在20‰以上。如果仍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长率估算,“三十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就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
面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却是严峻而迫切的现实形势,即我国各行业的生产发展却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这表现在,(1)在积累资金方面,人口增长太快与资金积累的太慢之间的矛盾是当时我国最大的矛盾,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一定要增加国民收入。
我国国民收入在1956年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只有多积累了资金,获得了原始发展资金,工业才能搞起来。
(2)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人口增长与科学技术的提高与使用存在矛盾。科学技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是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实际上,人口的过度增长也造成了生产领域中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低廉的劳动力生产成本使得新技术的改良缺乏动力。此外,落后的劳动生产率也降低了资金的积累速度。
(3)在工业原料方面,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但是人口的过度增长却不利于轻工业的发展与改善。
因为,扩大轻工业的建设,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在资金方面,人口增长导致消费增多,削减资金积累比例,不得不推迟整个工业化的进程。在原料方面,作为轻工业发展原材料来源的农业部门,却遭遇了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争土地的困境中。因为人口的无限增殖必然要求粮食生产扩大,相应地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就要缩小,这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地影响到重工业的发展。
(4)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口过快增长会拖住科学研究的后退。科学技术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各行业产出具有积极作用。虽然当时我国科学工作的条件有很大的改善,但由于受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科学研究仍面临着很多社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便是资金缺乏问题。因为,人口的过度增长,会严重削弱资金的积累,造成对科学研究投入的不足。
(5)在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方面,我国地少人多,灾害频发,粮食的问题从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全国人均不到3亩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若再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形势之严峻和迫切,让人不得不关注人口过度增长问题。对此,马寅初提出在采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要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根本解决之路。具体包括三条建议:第一,要定期举行人口普查,做好人口登记,把人口增长纳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增强计划的准确性;第二,要加大宣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有序推进,以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年龄;第三,要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口流产。
在马寅初看来,其人口论之所以称其为“新”,是因为其区别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思想。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粮食则按算术级数增加,结果导致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粮食的增速。要实现人口与粮食的平衡,就需要产生疾病、瘟疫,甚至战争,人民大批死亡。
马寅初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掩盖英国政府的错误措施。而自己的人口论在立场上与马尔萨斯是根本不同的,他是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的。于此同时,马寅初将人口的质量问题予以特别强调。好的人口质量才能处理好生产关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但遗憾的是,马寅初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关注,反而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被扣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国的马尔萨斯”、“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帽子和罪名。由此,我国人口政策又脱离了1956年地控制人口的阶段,继续高速增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才得到贯彻实施。
三、简单评价
《新人口论》是一篇卓有见地的不朽之作,它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原因,论证了人口增长太快同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生育的建议和措施。《新人口论》发表后,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但马寅初却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批判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
马寅初对让他检讨的要求坚决拒绝,他于1959在《新建设》第11期上刊登《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并在该文的附带说明中发出誓言:“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寅初《新人口沦》的正确性和预见性。人们用“错批了一个人,多增了三个亿”来形容这段惨痛的学术冤案。马老百年后他的墓前有一幅挽联写道: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国仁敬重;新中国严谨治学,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