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新人口理论是荒谬的

马寅初先生是中国人口理论的重要人物,在中国人口理论发展和制定人口政策方面产生过相当影响。其代表性文献是1957年7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书面发言《新人口论》。其主张计划生育的理由是:一是我国人口增殖太快。[1]

马寅初先生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统计人口共计601938035人,年人口增殖率20‰(

马寅初先生自己认为中国真实人口增长率是3%),50年后中国人口会达到26亿,[2]并由此认定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太快。

马寅初先生忘记了一个国家人口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以一个年度普查数据代表长期数据,并以此推断中国人口增长过快是不科学的。如同根据一个1岁儿童一年身高增长

3米一样荒谬可笑。事实同样如此,50年后的2007年,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不会达到26亿。考察一个国家人口数据至少要有百年以上数据和跨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不同时期的人口数据。当初,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所以错误,原因就是只统计了农业经济时期数据。

马寅初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犯了相同的错误。仅此一点,马寅初先生分析推断的基础就是不科学的。实践证明,无论人口密度低于中国的美国、苏联,还是人口密度高于中国的德国、日本,都没有推行过计划生育政策,长期人口增长都呈现出正态曲线变化,中国也将历史地进入了这个过程。

此外,马寅初先生似乎只了解人口增长的生物性,而不知道人口增长的补偿性和社会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具有自然性、补偿性和社会性三重特征。

从184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连续战争,人口大量损失,人口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人口增长具有典型的补偿性。

马寅初先生以这种补偿性快速增长替代自然性增长来解释中国未来人口增长趋势,如其所说“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此外,20世纪50年代,中国处于农业经济时期,增加人口、增加劳动力是提高产量的惟一选择,中国这种人口增长社会性,也决定那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二是“我国资金积累不够快。”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3]

马寅初先生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减少人口可以提高一国人均资本数量,但不会增加一国资本总量。进行经济建设,扩大再生产取决于资本总量多少,而不取决于人均资本数量(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台机器)。

像梵蒂冈那样的小国,即使人均资本达到10万美元,也不足以建造人造卫星。相反,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中国则可以建造人造卫星。三是“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4]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消费。

如果以资金积累为由减少消费、甚至以减少人口为代价,为生产而生产,就违背了经济增长的初衷。资金积累的真正来源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包括人口在内的要素投入增加、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在技术进步、结构效率一定的情况下,减少人口要素反而可能削弱经济增长。四是“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5]

马寅初先生似乎千方百计地想控制人口,但这个理由如同第二、第三个理由一样可笑。工业原料与空气、水不一样,并非要每人一份。在土地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增加要多种粮食,少种经济作物,这是典型的封闭的小农经济思想。

在生产分工和市场经济情况下,如果土地资源有限,就应当生产收益更高的产品,去换取相对收益低的产品,甚至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行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取得国际分工的比较利益,为什么必须减少人口呢?五是“农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欠收,对重工业和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6]

马寅初先生应当知道,工业化的主要条件是技术、资本和人口。人口数量与农业扩大或收缩、丰收或欠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土地要素和人口要素相匹配的情况下,减少人口数量的结果可能使农业规模缩小,甚至产量下降。工业经济同样如此。六是“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7]

马寅初先生同样也应当清楚,促进科学技术的关键是教育和国家的科技政策。在1820-1973年的时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是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科技进步的。假定中国受教育人口比例不变,每个人科学研究的机率相同,减少人口数量的结果是科技人员数量的绝对下降和科技进步潜力下降。

七是“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8]人们经常以粮食不足作为计划生育的理由。事实证明,马寅初和马尔萨斯先生都错了。他们忽略了人类智慧的巨大创造力。

伴随着工业革命,动力机械被用于农业,粮食供给迅猛增加,化学肥料、新型排灌系统及农作物品种改良进一步提高了粮食产量。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世界粮食增长已经超过人口增长。

马寅初和马尔萨斯的预言一样破产了。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1957年当时中国人均接近3亩地,粮食还显不足。2006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49000万吨,相同数量的土地养活了13亿人口(是1957年6.4亿人口的一倍)。

目前,中国约7.5亿农业村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957年中国人口数量的总和。2006年中国粮食比上年增加600万吨,增长1%(也超过2005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5.89‰)。肉类、禽蛋总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2950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4.

5%和3%,棉花产量673万吨,增长17.8%。农业生产总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人口增长速度。[9]如果马寅初看到今天的数据也会放弃粮食不足这个理由。八是“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

” [10]中国今天发展到13亿人口,但我们不需要战争。九是“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必须要有计划。”[11]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12]今天,中国是市场经济,人口发展是否也要实行市场经济呢?马寅初先生主张“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13]这种人头税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吗?

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论是不科学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马寅初先生认为“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14]这种理论不满足人口发展的生物性与社会性要求。我们知道,生物种群存续的前提是保持一定的数量。如果生物种群数量不足,质量再高也没有意义。

一定的人口数量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前提,也必须符合这种生物学的逻辑。人口不断下降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不会选择发展教育弥补人口下降的政策。在社会性方面,农业经济的土地要素和劳动要素是匹配的,在土地要素一定的情况下,减少劳动要素数量会使产量下降。

实践证明,提高人口质量与增加人口数量并非矛盾,日本等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做到了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同步提高。相反,人口数量减少使俄罗斯等面临更加困难的问题。

实践表明,中国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初期工业化主要是依靠国家政策、发展轻工业、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及国际贸易完成的,而不依靠计划生育。迄今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依靠计划生育来实现工业化的,一个都没有。如果一个国家依靠计划生育就可以实现积累并完成工业化,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先进发达国家人口下降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工业化的前提。

从《新人口论》及《马寅初人口文集》看,

马寅初先生并不了解人口发展原理、人口发展历史规律和历史过程,其对中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空间、人口趋势的判断是错误的,违背了社会、经济、人口发展规律。实践表明,人口增长有其自身利益规律,而非个人意志和国家意志所能决定。

分析表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少生4亿人,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判断是正确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中国如果能够转向服务经济,能够将全部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本,在人口资源空间极限内,人口越多越好,而不是越少越好。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人口发展历史从反面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