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阳行走训练工作室 徐向洋“行走学校”:摧残?训练?作秀?[讨论贴]

2018-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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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淮安"行走学校":"魔鬼教育"的内情 (2005-04-06 09:01:08) [周末报报道] 侯晨的第一天 "我不想留在这里,我要回家.

淮安“行走学校”:“魔鬼教育”的内情 (2005-04-06 09:01:08) 【周末报报道】 侯晨的第一天 “我不想留在这里,我要回家。”3月31日,来自河南驻马店13岁的侯晨和妈妈张丽丽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整整一下午。

侯晨胖胖的,一双小眯眼看上去十分可爱。得知自己要被留下来,两行眼泪立刻顺着他红扑扑的脸颊流了下来。当着妈妈的面,侯晨把头撞在教室外的水泥柱子上。“你不带我回去,我就撞死在这里。” 可张丽丽坚决不答应。

儿子已经上小学六年级,注意力不集中、不喜欢读书的问题一直困扰了她好久。在最近的那次期末考试中,侯晨的语文和数学分别考了30分、20分,排名班级最后,这让张丽丽很着急。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她就把儿子送来了。

张丽丽所说的“这里”,就是江苏淮安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这个工作室以“择差教育”出名,专门选择那些不想学习、不会学习、行为习惯不规范、排在班级后二十名的令老师头疼、家长烦心的“差生”进行训练。

侯晨被编入四中队。在工作室里,80多个孩子不分年龄,最小的9岁、最大的17岁,被打乱编入四个中队;老师也被称为“管带”,24小时和孩子在一起。 5点半,晚餐开始了,侯晨“绝食”抗议。

管带劝了他好久,无效。 6点,发现抗议也是徒劳,侯晨开始和其他孩子一起端着水盆洗脚。 第二天上午,记者在训练的队伍中见到侯晨,10个蛙跳、10个俯卧撑,做起来有板有眼。显然,他已经有点进入状态。“没想到刷牙也和家里不同,里里外外都要刷,以前只刷外面的。

为了学刷牙,今天我都刷3遍了。”侯晨有些无奈地说。 按照工作室的培训计划,侯晨将在这里起码呆半年。他将接受生活能力、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意志力、情感亲和力、读写算记七大类共32项训练。

行走1000公里 记者在向淮安教育局、物价局、工商局等相关部门采访关于这个工作室的情况时,接受采访的人都称这个工作室为“徐向洋行走学校”。其实,徐向洋工作室并没有专门的文化课补习。

用徐向洋的说法,叫“工作室”就是表明和一般学校的不同。其中,意志力训练(长途行走)是他最得意的一招。按照“一千公里定人生,人生必须这一课”的口号,每个学生的行走时间长达几个月,距离都超过1000公里。

徐向洋是江苏淮安人,原来是江苏省农垦职大的老师。1996年,徐向洋的儿子徐根上小学六年级,徐根上的是全市最好的学校,而他却是全班最差的学生,数学只考了10分,同学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徐十分”。

开家长会回来,徐向洋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清晨,他作了两项决定:辞职创办“择差录取制”学校,徐根停学,在家跟自己读书。 徐向洋带着徐根学完了最基本的知识,又学乐器。为训练儿子的注意力,徐向洋每天让徐根拉琴5小时。

为了惩罚儿子,徐向洋对儿子动过戒尺、罚过饿、站过桩。没有想到,这种特殊的教育方法竟然使徐根慢慢发生了变化:他的吉他水平已达到了7级,钢琴和长笛也演奏得像模像样,原来不爱学习的毛病也没有了。

如今,徐根已经是南京晓庄学院的大学生了。 后来又陆续有“问题孩子”送过来,结果每个孩子在他的调教下都变好了。徐向洋就这样慢慢出名了。 在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的孩子基本有三类:一类是送来吃苦的,想改掉娇生惯养的坏习惯;一类是迷恋上网,学习成绩太差的;最后一类是喜欢抽烟、喝酒、打群架的。

按照办公室主任韩迪民的估计,“第一类占了10%,后两类各占45%”。 而行走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意义是独特而深远的,几乎每个孩子都说自己从中受益。

来自沈阳的张恒健形象而幽默地描述了行走中的艰辛:“在家苹果一盘都不吃,行军中一个苹果吃得连核也没有,桔子连皮也吃了。馒头冻得硬邦邦,在卡车上敲得当当响,敲碎了狼吞虎咽。

” “行走的条件极其艰苦,让学生懂得了珍惜。”管带郭丽评价说,“有孩子边走边哭,说对不起父母,反省以前的过错,表示今后要好好上学。不少孩子之前连棉花长什么样都不知道。通过千里行走,也大长了见识。

” 根据记者的了解,经历过行走考验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体会:一般三天连续走,第一天没感觉,第二天疼,第三天满脚是泡,疼得没感觉。” 竹戒尺让孩子“心服口服” 除了千里行军外,惩戒教育也是工作室的一大“特色”。

惩戒教育,其实就是打。 来自南通17岁的周渭清初中毕业后就在父亲的公司工作,但不好好干,一次拿了家里4万元和女朋友在苏州短短几天挥霍一空,竟然还骂父母“一对狗男女”。 2004年11月15日,在行军途中队伍走到河南南街村的时候,他逃跑了。

结果被抓了回来。 徐向洋亲自出马,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扇了很多耳光,打得他嘴角流血。但奇怪的是从此周渭清服了老徐。 “徐向洋打人的确有一套,什么时候打、怎样打都掌握得很好,打完后还跟我说话、讲道理,知道我喜欢抽烟,就给了我一包烟抽。

”说到徐向洋,周渭清的眼神出人意料地亮了一下。 徐向洋自己显然能够掌握“惩戒”的精髓和火候,但是管带就未必有这样的能耐。徐向洋一直认为惩戒教育只可意会不可言表,“如果言传,那管带就可以随便打人了,这是不允许的。

” 记者观察了五天后发现,尽管徐向洋三令五申,“打”却还是管带的重要招数。集合慢了要挨打、和管带顶嘴要挨打、动作不到位要挨打、吃饭说话要挨打、不写家信要挨打、逃跑被抓回来要挨打、和家长说了不该说的话要挨打……更有一些孩子经历的挨打是莫名其妙的。

工作室有专门打人的竹戒尺,孩子们怕被打,四处藏匿戒尺。 张龙17岁,来自上海。

由于工作早,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成熟。有一次在石家庄练站桩,他的眼睛微微瞟了一下,就招来管带的拳头和耳光。“我没有站稳,脑袋就往墙上撞去,正好撞到一颗螺丝钉,血就顺着右眼眶流下来了。” 张龙并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挨打了。

刚来的第二天,他就因为没站好,被戒尺打了两下。 他想不通,把戒尺按住了。“这时5个管带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我立刻倒在地上,只觉得鞋底疯狂地朝我头上打,后来迷迷糊糊了。30多分钟后,我求了4次饶,他们才停下来,又给了几拳。

” 那次挨打,张龙左眉处缝了5针。“脸上全是肿的,头也不能动。嘴疼得连粉丝都不能吃,只能喝汤。” 对于打人,几乎所有的管带都这样解释:“孩子太难带,有时候必须对他们采取一些强制的手段才行,见效明显。

不然无论你怎么说都不行。” 逃跑成了家常便饭 徐向洋教育训练工作室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穿衣、戴帽、洗衣、叠被,饭前一支歌、吃饭不允许说话、有事喊“报告”、唱军歌……整个训练都像部队一样,有着严格的规矩。

记者随意走进位于学校三楼西面二中队的寝室。寝室放了14张高低铺,洁白的床单,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的墨绿色被子整整齐齐,床下放着每人的迷彩包,包上统一贴着标签。

打开迷彩包,里面的衣服、生活用品一律竖着排成一列,衣服方方正正非常挺。在最里面的床上,挂满了十多个绿色军用水壶,旁边的架子上,十几条被褥和大衣对折叠起来,有棱有角。整个房间干净整洁,和部队的营房相差无几。

但也正是这种严格的管理,让从来没有远离父母的孩子们感觉受不了,尤其是刚来的。而孩子们最直接的反抗,就是逃跑。按照徐向洋的话来说:“到这里的孩子,100%都想家,90%孩子有过逃跑的念头,10%的人曾经有过逃跑经历。”记者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