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生眼中的范美忠 范美忠:我一直就是一个逃跑的人
[摘要]我一定要变态地追求真实,让这个民族本身变成一个认真的民族,追求真理的民族。这个也是我当时写这个文章很重要的动因,就是你可以制造谎言,你可以营造感动,我告诉你,我用真实来打败你。
范美忠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让争议人物登上舞台为自己发声。
拙见多元的力量的舞台,是一个时代彰显它自身具有潜在的能量的地方。
多元的力量,检验的不是舞台上的人,检验的是作为舞台下的听众的我们。并不是台上的他们说的多么地正确,而是因为我们应该有能力有耐心听一听和主流不一样的声音了。
我们不希望依旧一边倒地歌功颂德或者骂声一片,我们希望静听其说,静观其变,去粗取精。多元,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很感谢你们来了,也感谢我们终于能抹去有色眼镜,好好听他们说一说了。
我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就是一个逃跑的人。这种逃跑是什么意义的逃跑?
虽然中国的大学很烂,北大也很烂,但是它毕竟比我的中学要好一点。进了大学之后,我的思想开始觉醒,我们也学外国历史,读到这个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读到约翰.弥尔的《论自由》,还有读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逃跑了,就是从大家所共同持有的观念或者说从被灌输的观念当中逃跑,就是“思想的出走”,然后就变得特别的孤独,开始觉得精神和思想在荒野流浪,没有家园。
08年地震事件的媒体宣传是在制造一种伦理
范美忠
08年的时候,当时我为什么选择写这篇文章,很多人不太理解,你跑就跑了,还那么洋洋自得,简直是不可思议。你长得丑不是错,但是丑还出来炫耀就是错了,很多人这么说。
当时地震之后,我打开电视看到全部都是“英雄”、“感动”的字眼,然后我觉得这就奇怪了。第一媒体本身应该是反映事实真相,然后让我们了解真相的。了解真相是使事情得到改进的前提,然后是批判。宣传感动,不是你媒体的功能和职责,大学新闻系说这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但实际上新闻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当时非常非常生气。
因为它不断地宣传谭千秋这些人,我觉得这些新闻宣传是在暗示说你这次没有死,你是错的,你应该去死,你没有死就是有罪过的。就是它给了一种暗示,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作为教师来讲,我有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媒体宣传教师的牺牲并且美化,我觉得这其实无意中在制造了一种伦理,这种伦理或者价值观在宣传牺牲是教师的一种义务,我觉得不对,你可以歌颂他的牺牲,但是你不能把这变成一个教师的职业伦理。
我一定要变态地追求真相
我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人。我很多同事就说,你跑就跑了,还要去说,你这不是傻吗。我说你们可以接受价值观和行为的分裂,而我是一个价值观和行为一定要统一的人。就是我不能容忍按照我所不赞成的价值观来生活。我不能说我宣誓,我加入某某党,我为我的事业奋斗终身,我为什么利益牺牲一切。最后我却是想为了捞取一切,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干的。
因为我学历史,有一件事情对我刺激特别大,当年饿死几千万人,但是人们一起演一出喜剧、闹剧,就是“亩产几十万斤”,其实我当时特别受伤。我了解到真相的时候,我说,不是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吗?我怎能接受我们优秀的民族是全民说谎的民族呢?从人的本身来讲,从人的天性来讲,他不是追求真理的吗?我们怎么容忍这样的人格分裂呢?人格分裂总是病态的。
在我了解历史真相之后,我就养成了一种习惯,我一定要变态地追求真实,让这个民族本身变成一个认真的民族,追求真理的民族。这个也是我当时写这个文章很重要的动因,就是你可以制造谎言,你可以营造感动,我告诉你,我用真实来打败你。当一种真实的言说成为习惯的时候,人们平常不觉得可笑的。把讲真话当作习以为常的话语方式形成以后,那么说假话就会显得可笑。我不说你是糟糕的,但是我让你显得可笑,而且这个确有作用。
天津爆炸事件大众舆论的转变有我的一份功劳
08年之后是一个中国的新闻模式的转型,它开始用制造感动模式来扭转这个问题所暴露的对社会和体制的批评。但是今年天津大爆炸舆论的反应,尤其是网络舆论,我觉得跟我当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08年的时候,包括本来在网上虽然没见过面,但是对我印象非常好的朋友,也对我进行愤怒的批判。让我当时感到非常难受的不是官方批判我,也不是普通民众批判我,普通民众很多时候不就是愚蠢的嘛,你对他是无所期待的。
但是作为思想圈知识分子对我谩骂的时候,我当时确实感觉到非常非常地意外。但是今年天津大爆炸之后,民间的舆论,那种明星祈福、点蜡烛、感动模式、赞美消防员去死亡,认为这种死亡是“最美逆行”啊,这样的说法遭到猛烈的抨击。时间仅仅过去了七年,人们的思维模式、观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其中是有我当初的事件的一份功劳,所以我确实蛮高兴的。
人家说08年你遭受了很多不公平,我说确实没什么,如果你想做一个异端的话,你的神经要足够坚强,就是作为一个把思想看做生命的全部的人,他最失望的可能是他的思想不能影响这个世界。但是如果这个事件做到了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促使人们去思考,我就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进入这个教育体系让我感到绝望
我的理想是使我不变成一个异端,那就是我要让这个世界的人们实现思想的觉醒,而且他们也能够独立思考,真实地面对自我和这个世界,所以我后来选择了去教书。
我们的教育非常的糟糕。中国的基础教育本来应该是引领未来的、最开放的、最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但是当我进入这个基础教育体系的时候发现,它变成了一群中国素质最差的人从事的最封闭的、最僵化的、最变态的这么一个工作。
我觉得自己是蛮正常的一个人,到了很多学校就成了异端。第一,我发现几乎所有老师都不看书,而我要读书,所以我变成了一个异端。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些老师和教育本身都是很变态的。因为我教历史和政治,我当时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在课堂上拼命地抨击教材,我说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但是后来我们校长说你得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我当时就笑了一下,他就很生气,威胁停我的课。后来我就被安排到图书馆去工作。当时我觉得也挺好,因为毛主席不就是做过图书管理员吗?
其实我还是觉得很绝望的。因为尽管你愤怒地呐喊,你所关心的东西你觉得很有问题的东西没有人会理解。所以我最后被开除工作。
我被学校赶走是学校的耻辱,不是我的耻辱
范美忠
后来我到了广州做媒体,但是做媒体很压抑,我又回去教书。
我在自贡的中学是三年被赶走的。后来到了广州华美英语实验学校是21天被赶走。这是他们的耻辱,不是我的耻辱,历史将把他们编上耻辱柱。
自贡蜀光中学是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呆过的地方,他当年讲的是公民教育。但是当我现在想要做同样的事情,它已经不再能容纳我了。而且那个学校是张伯苓创办的南开中学的分校,抗战的时候他们办了重庆南开,然后有一个自贡南开。
后来我到了广州就职的这个学校是海归创办的学校,他们也不能容忍我,二十一天被赶走了。因为在课堂上讲现代史的时候,我比较了邓小平和蒋经国。
在这之后,我到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书,当时指导学生办一个文学社的刊物,上面每一期介绍一个人物,我介绍了王实味,他写杂文批评当时的政治,后来被处死了。还介绍了奥威尔,他写《1984》,反乌托邦小说。这些我都觉得没啥。
2003年,当时有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我刚才说的在自贡蜀光中学教过书的李慎之,他当时正好去世。因为之前在北京听过他的讲座,然后就指导学生写李慎之的介绍,发了他的一篇文章叫《风雨苍黄五十年》。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看到了,就觉得很生气,这是什么杂志,怎么办得这么反动,就到学校举报我。这个学校的几个校长、书记投票,又把我给赶走了,两个月零十天。
整个教育体系对异端的承受度非常差
在任何社会中,无论是人的思想、还是教育,它总会走入歧途;而且四九年以后的教育是模仿苏联的,全世界最糟糕的教育体系,里面还残留有科举考试东西,使得我们的教育体系变得完全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完全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让人们去追求真理,让人们的天性、心灵、精神得到充分的发展,培养人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这些目标。
异端的存在,比如我作为一个异端的存在,我对它的挑战本来是让它从封闭变得开放,让僵化的反人性的东西可以被动摇,得到改进,充满生机和活力。中国的社会总体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但是我们的教育是最顽固的堡垒,像我这样的异端是不断地被清除出去。就导致了它的自身缺乏了自我纠错的能力。自我纠错的能力缺乏之后,它的教材至今没有很大的进步。
当它缺乏异端挑战的时候,教育制度它本身在歧途当中走得越来越远,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而且让人觉得非常非常地荒唐。我有朋友开玩笑,他说我是中国第一文科教师,他虽然是开玩笑的,但我觉得我肯定是最优秀的文科教师之一,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当初凤凰卫视胡一虎问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而且加了个“之一”还觉得很勉强。
很荒唐的是什么呢,很多很糟糕的老师可以在现在的中学呆下来,而且还是特级教师什么的,我本来没有教师资格证的,而且被学校赶走,现在在公立学校完全教书的机会就没有了。
后来也有中学和大学的人请我去做讲座,一般就会被这个学校的领导否定,因为他们觉得有风险。整个社会或者教育体系,对异端的承受度非常地糟糕。
出版社你可以被阉割,但是你不能自己阉割
我说即使是罪犯,如果没被剥夺政治权利的话,他也是有言论自由或者工作、思想、出版的权利的,不能说我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言论、思想,你就让我的演讲、我工作的权利被剥夺。后来我出书也遭遇这种情况。我研究鲁迅,代表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鲁迅研究书写出来了,因为出书的人不知道我08年的那个事情。他后来也是知道,而且到教育部去批的时候还通过了。
后来我出关于教育的书的时候,凤凰传媒集团的编辑就很想出,但是他们领导害怕有关部门找麻烦。这个就很奇怪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持有与众不同的思想,他的出版权利就被剥夺了,而且这个剥夺是出版人自我审查的。我觉得你可以被阉割,没有办法,像司马迁,但是你不能自己阉割。
最近我新写的这本书是代表当今中国庄子研究最高水平的。这个书也是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和鹭江出版社的编辑想出,但是因为他们领导怕被找麻烦而取消了。我觉得这个是奇怪的。所以我今天演讲的这个“异端的意义”也可以叫“异端的权利”。
中国人好谈道德,但是我们正义观里有一个很大的缺失,就是我们正义观里面缺乏了权利的维度这一点,包括清华大学的秦晖说“权利不等于善”。其实秦晖错了,权利就是善。因为如果善和正义跟每个人的具体权利无关的话,这个善和正义在哪里呢?我的出版权利本身就是正义,本身就是善,这个事情我就觉得非常生气,所以我就非法印刷了我的关于教育的书。
你剥夺我的出版权利,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了尊重人的权利的最高法,所以你是违法的,不是我违法。
最终我的理想还是教育。我就希望中国的公立教育体系有更多的异端进入,它的改变才能是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