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西征 民国初年尹昌衡西征及结束原因探究

201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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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关键词:袁世凯政府 尹昌衡 十三世达赖喇嘛 申报一.清末民初的藏中乱局1911年,我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辛亥革命,革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迅速瓦解了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结束了在中国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当革命的浪潮汹涌席卷全国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却趁机煽动避居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妄图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尹昌衡西征 民国初年尹昌衡西征及结束原因探究当时,不仅藏中形势大坏,与川滇搭界的藏边地区也警报频传.在赵尔丰改土归流时失去权势的旧土司和寺庙也趁四川局势混乱.川藏

关键词:袁世凯政府 尹昌衡 十三世达赖喇嘛 申报

一、清末民初的藏中乱局

1911年,我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辛亥革命,革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迅速瓦解了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结束了在中国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当革命的浪潮汹涌席卷全国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却趁机煽动避居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上层分裂势力,妄图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

尹昌衡西征 民国初年尹昌衡西征及结束原因探究

当时,不仅藏中形势大坏,与川滇搭界的藏边地区也警报频传。在赵尔丰改土归流时失去权势的旧土司和寺庙也趁四川局势混乱、川藏交界处防卫薄弱的时机,大肆驱赶地方官与汉族群众,制造“排汉”。在少数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的唆使下,叛乱武装频繁东向,窜扰川边,先后攻克了乡城、定乡,江卡、稻城、理塘、河口、盐井等处,巴塘、昌都被困,川边形势陡然直下。

尹昌衡西征 民国初年尹昌衡西征及结束原因探究

藏军内犯对于川滇两省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尤以四川压力最大。有关各省告急电文纷纷致电中央政府,要求及早弹压。各类媒体也对藏中混乱以及川边危机表现了极大地担忧,《申报》专电提到了“藏众拥戴达赖独立,势甚危急,某国借保护为名施其进行手段,袁总统连接四川都督密电谓:川中亦受影响,请速设法维持。

尹昌衡西征 民国初年尹昌衡西征及结束原因探究

”鉴于川边形势日坏一日,袁世凯政府于民国元年6月14日,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西征平叛,由此拉开了尹昌衡西征的序幕。同时为了配合平叛,免生枝节,当时的外务总长陆征祥 “谒英使告以川兵已经入藏,请守中立。并询各国承认日期。”

二、尹昌衡西征

尹昌衡 (1884-1953年)原名昌仪,字硕权,号太昭,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平定了在成都发生的兵变,在各方代表的支持下就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随后不久 ,尹昌衡又设计擒杀赵尔丰并整编赵的巡防军,这些举措使尹昌衡在川中的地位巩固起来。

民国元年三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在张培爵的积极推举下尹成为正都督。此时“他认为全川既统一于一身 ,鸿图大业已奠定了基础,应即因势乘时谋取进一步之发展。且以本人系于世事纷乱中侥幸地登上大位的,若无其他功业 ,恐不能见重于时。适逢西藏地方政府有进兵川边里塘之举 ,为‘安定边疆 ,巩固国防’,临危请缨 ,最终得以应允。” 1

史学界有关记载尹昌衡西征方面的文章和材料相对较少且比较零散,涉及到西藏近代史的主要藏学著作对这一事件基本上也是简单带过,未曾详尽和深入。而在民国时期影响颇大的《申报》在当时对此次行动十分关注,并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与评论,这为更全面了解民初西征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支持。

川军征藏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西征军先锋队朱登五领兵西征。第二个时期为尹昌衡亲自挂帅领导。有关此次西征始末,《申报》给与了极大地关注,对川军西征进行了全程细致的报道。通过《申报》当时刊登的要闻,可以发现大众对于这次西征十分关注。

《川人欢送西征军》一文,体现了四川各界对西征寄托的很大希望,并十分赞成其事。“六月十六日四川西征先锋队朱登五君出发,举凡军政警商各界以及各学校学生各法团代表于夫城庙内外之男女老幼均执欢送旗帜,从南门大街起直至武侯寺红牌楼外欢送,一时路为之塞。

尹张两都督及罗梓青先生等均在武侯寺拱侯西征军人到时,军乐悠扬炮声隆隆,校生唱歌人民鼓掌。颇极一时之胜。”同时尹昌衡告诫出征军人,“军人第一要军纪。第二要名誉,须知此次出师藏人为五族之一部分,不可视之为异种,总要以攻心为上。若能达到目的,他日欢迎必比今日更胜云云”。 2

“尹昌衡自成都亲征之后,西征就如狂风之扫落叶, 不过三月时间, 基本上把康区叛乱弭定, 失地收回”。 3 闻此消息国人精神为之一振。《申报》在此次西征取得初步进展的同时,详细记录了尹昌衡对于川边的安抚措施及其对于藏事的远景规划。

尹昌衡早在启用西征军总司令关防之时,就曾告谕藏民:“照得你们西藏地方就为四川保护各营需饷动輙钜万皆我四川担任,自反正以来亦复照常保护你们。今天你们辄敢抗拒官兵蹂躏我汉民,实属目无法纪。

今本都督决定统领大兵前来征剿,你们如能回心向化,本都督宽其既往一概不究,自当加意体恤。如果你们执迷不悟,顽梗不化,本都督绝难宽恕,大兵到来玉石俱焚。”4  而有关尹昌衡具体的征藏计划,根据《申报》要闻《尹昌衡之远征梦》中记载,尹昌衡是这样规划的:“有防军十余营久戍炉西能战耐苦,番地情形尤为熟悉,擬将召集昌都亲加整顿,秩教以大义输以盛情更拨告奋勇之精兵数百名,令一稳练沉勇之将统之作为前锋直趋拉萨,昌衡亲御陆防各军继其后,仍一面派遣吕嘛分途演说安达赖之心,布民国之惠宣宗教之旨侦藏番之情务。

使畏威怀德倾心向化。……拟请授昌衡边蜀宣慰使名义,率领卫队进藏为他日与外人谈判,即抵拉萨任我设官,巩固共和在此一举。” 5

不但如此,《申报》还记载了当西征军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尹昌衡欣喜之余,不禁开始对川边与西藏的未来加以谋划。他在一封寄往成都的信中,提到“边藏乃锦绣河山,满清得时,如获石田。大臣误国可谓至矣。

若著得手,数年之内可以不仰给于内地,十年之后可以大助内地矣。经营详情现在调查,编集后当公布。此刻只以抚为第一著。弟据昌都入拉萨夺其势得其心,然后飞速回成都并入京既定条件,果能内外翕同,弟愿尽五年之力开发此土,望诸君赞助。” 6

三、对西征失败原因的探究

关于尹昌衡西征结束的原因,学术界众说纷纭,大致有三种看法,首先是袁世凯因受到英国政府胁迫,基于压力被迫颁布命令停止西征。当时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急于获得英国承认并得到各国银行的贷款来维持政权,正如赫伯特·亚当斯·吉本斯所说:“如果他(袁世凯)拒绝象旧的帝国政府那样,继续出卖中国的利益,外国公使们随时可以合伙阻止他捞钱来维持他的政府。” 7

第二是治藏策略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在与袁世凯会晤时就说到“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 ,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 ,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所致。故收拾西藏 ,亦须由运动着手 ,施以种种政策,如诱以爵位,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 ,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8 孙中山的策略最终被袁世凯所采纳,于是政府将政治政策为主,军事平叛不再是唯一手段了。

第三是因为在尹昌衡刚刚就任川督不久就匆匆西征,并且长期领兵在外,日子一长,川省内部的各种矛盾便显现出来了。由于一部分人支持代都督胡景伊扶正,尹昌衡基于代替胡景伊回川主政的迫切愿望不能专心于征西。

除以上几点,笔者通过对《申报》材料的阅读整理,认为之所以停止西征,既有客观条件的束缚和形势的不利,也有尹昌衡个人的原因。

从客观条件来看,当时西征军粮饷并不充裕。从筹备西征的开始直到最后,催促军费粮饷的电文就未曾停顿。《申报》的公电《四川都督请分担援藏军饷电》中记载,尹昌衡在亲征之前曾要求:“此次一切昂贵军饷较内地加多,粮米由雅州採贩运至察木多每担二白余斤,需运费二十五六两,合计原有边军四千余人及陆续新派各標兵额一万数千人每月额派全支约计三十余万两,为数甚巨… …川省每月勉能担任十余万两,不敷甚巨,应恳大总统念及边藏关系大局,电令各省都督量力分担此项军饷,以期士饱马腾不致中道哗变。

” 9《申报》的《征藏问题种种》一文中写到:“(尹昌衡)力言进攻拉萨之难,… …此间形势险要,进攻匪易,迭与总司令朱登五筹商总以兵少将缺为虑,而饷糈一项尤为紧要,伏望政府速即筹划饷项并添派健将多带劲旅即日起节西征以补昌衡之不足。

” 10《川军电乞粤饷》中又再次提到了川省财政拮据:“川省去岁变乱后财政奇绌,加以此次出师骤增巨费,既承堇念大局如能协助巨款以济饷源不胜感铭矣。” 11

另据《申报》所载的一篇记录尹昌衡条陈的电文中,其“厉言川边之困,至上年十月止,积欠政费十九万八千九百两,商款五十七万三千三百两,饷项六十三万六千一百两,上年冬腊两月亦需银五十万两。” 12按此算来,缺口居然将近二百万两之巨,而各省又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以言辞推诿。

所以粮饷器械的补给就成为制约川军继续西进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川边经过尹昌衡西征之后的种种举措进行安抚,虽然局势粗安,但是藏军经常对川边各城镇进行窜扰,而当地的汉藏人民也尚有畏惧之心,后方不很稳定。

不久之后,尹昌衡离川赴京催饷并向有关部门陈述自己的筹边治藏思想,在他看来,西征军“目下饷尽粮绝不能死守,一旦军溃,藏番加入边省何堪。边事非饷不能办也”13。 而在尹昌衡到达北京逗留三个月后,边将在请其速回任上的电文中谈及川边形势时不无沮丧,“稻乡等处伏莽尚多,倘军心解体匪徒煽惑,地方扰乱,谁任其咎。

” 14从《申报》通过驻打箭炉的记者发回的电稿中也可窥其一斑,“边军欠饷已有三月之久,谣言四起险象环生。前月梢有四团兵士向营官索饷,几酿变乱。”15 因军饷粮草积欠所造成的军心浮动士不用命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可见此时川边的形势已经陷入了攻已乏力、守亦堪忧的被动局面。

综合来看,西征的停滞还有尹昌衡个人的原因。

首先,尹昌衡其人性格刚愎自用、好大喜功。要闻《尹都督亲统征西军出发纪盛》曾记录“议员对于都督亦当有所规劝,都督之病根在自夸与自满,并有以英雄自待而不欲人为英雄之心。如能将此三病屏去,入藏始有好结果。” 16

第二,尹昌衡还有浓厚的地方主义思想。“四川光复前后确实存在一个川籍军人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尹昌衡”,17 早在革命初期他就积极“排外”,因此在西征过程中他所代表的川籍军人集团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思想,拒绝川省以外的军队协同西征。《申报》多次在报道中记录,尹昌衡虽然在征西的行动中兵力不丰,“电请派援队赴西”,却还声称“川有健儿何劳外师……饷可外增,兵则川出”,“援藏兵队万勿梗遣派”。18

第三,尹昌衡在与胡景伊争夺川督一事上,为达目的,在1912年10月4日与袁世凯的电报中声称“查成都状况,自军民分治以来,办事每生冲突,军政两届,思望昌衡内渡,业已函电交驰。昌衡既守钧命,不得直抵拉萨,则江达以东,传檄可定,一俟善后,办有端倪,即当回顾根本重地,届时继此镇抚使者,实非景伊莫属。

先此密陈,以备药笼[?]。祈即任命,以定人心。”19 期冀借用中央政府之手回川主事,在刚刚收复的川边地区局势尚不稳定的时候,将胡调至川边。可见在西征与回任川督的现实利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四 结语

总的来看,民初轰轰烈烈的尹昌衡西征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而并不像我们时常看到的,将责任全部归咎于袁世凯政府对英国的软弱妥协。而即便是西征的失败无可挽回,但它的影响十分深远。由于在袁世凯政府倒台之后,中国内地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中央政权也如一句谚语“城头变换大王旗”一般,频繁更换,由不同军阀把持。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南方的革命派还是北洋政府根本没有能力与精力关注和解决繁多的涉藏事务。这样一来,川藏双方的实际控制区基本沿袭了尹昌衡西征之后的一个结果,并一直延续到了国民政府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