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雕像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以字行,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6岁入私塾,先后受过10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1891年,张伯苓因家庭经济困难,进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5年后毕业,入北洋海军当士官生。
1897年,英国强租山东威海卫军港,当时正在军舰上服务的张伯苓,亲眼看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认为中国自强之路在于教育,决定从海军退役,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898年,张伯苓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离职回到天津,开始从事教育事业。当时,翰林院编修严修在天津家中设有严氏家馆,其课程除四书五经外,兼授西学。张伯苓回到天津后不久,严修即聘请他到家馆教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兼教体育。随后,他又在天津富商王奎章家中教家馆。
在严修支持下,张伯苓决定创办新式学校。1904年4月,张伯苓随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他们考察了日本的学制、教学方法、办学规模等,搜集了有关资料。8月回国后,张伯苓仿照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将严、王两处家馆合并扩大为私立中学堂,有学生70余人。
年底,改校名为敬业学堂,不久改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1907年春,张伯苓在天津南开地区建筑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南开中学堂重视自然科学、体育、课外活动,对学生管教很严,深得社会好评,学生人数增加很快,1911年已满500人。
由于办教育有成绩,张伯苓颇有社会声望。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南开中学堂改名南开学校,张伯苓仍任校长。
随着社会的需要,南开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1915年南开学校增设英语专门科,第二年又增设高等师范科。这是张伯苓试办高等教育的开始。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这两科相继停办。
1917年秋天,张伯苓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及其发展。次年冬回国后,他在全校师生欢迎会上表示“要立即创办大学”,并重申“教育为我终身事业”,着手向中外各方面募捐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新校舍建成,南开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商三科,招生百余人。
张伯苓深知办好学校的关键在于教师,他为南开延聘的教授,多是与自己志同道合、愿为教育事业献身而有真才实学者。南开的薪金既不如国立大学,也比不上教会大学,但许多留学归国者均不计报酬到南开任教。
商科教授何廉,1926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回国前接到上海暨南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聘书,前者月薪300元,南开仅有180元。但何廉还是选择了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
南开的经费靠私人捐赠,常常遇到经费不足的困难。张伯苓虽然善于筹款,自称是“一个化缘的老和尚”,但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也遭受过许多挫折。但张伯苓乐观、自信,逐渐摸索出一套募捐的方法。南开大学开始没有图书馆,张伯苓了解到曾任直隶提学使的卢木斋青年时好读书而无钱买书,天津图书馆即是他卸任后兴办的,就托人请卢资助南开创建图书馆。
卢木斋立即捐助10万元。1928年图书馆建成后,张伯苓决定将它命名为“木斋图书馆”。其他如思袁堂、秀山楼和芝琴楼等,均是私人捐赠的。据统计,1904年南开开办到1934年的30年间,张伯苓为南开筹措经费约500万元。
在五四运动中,南开学生积极参加爱国群众运动,张伯苓开始不支持,而且责备学生。但是,当天津反动军警到南开逮捕爱国学生时,他却放走学生,而且对于已经被捕的南开学生和教师,曾设法营救。
1923年,应当时社会上的要求,张伯苓开办了南开女子中学。1927年,他赴东北各省调查,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渗入东北十分忧虑,回校后组织“东北研究会”,并派人编辑东北地理作南开中学教材。
1928年南开设实验小学,1931年设经济研究所,次年设化学研究所。这时,南开大、中、小学生总数已达3000余人。1936年,张伯苓又在重庆开办了一所南渝中学,1938年改名南开中学。
张伯苓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制定五条办学方针:“一是重视体育,二是提倡科学,三是成立团体组织,四是进行道德训练,五是培养救国力量。”他主张德、智、体三育并进,尤其注重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他说:“南开大学教育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然研究学问固然要紧,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在办学几十年的实践中,张伯苓一直坚持这个方针。
张伯苓于1909年开始信奉基督教,后来在天津办过教堂,担任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但他一不主张由外国人传教,二不主张在学校传教。他认为,个人有信教自由,学校不能用宗教影响学生,南开不能办成教会学校。
1928年,张伯苓赴欧美考察教育,同时考察欧美的政治经济情况。他认识到,中国国情与欧美不同,不能照搬外国经验。1929年春回国后,他相继设立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以结合中国的情况,解决中国问题为南开的教育目标。
在体育方面,张伯苓认为在德智体三育中,中国人最缺乏者为体育,所以特别重视体育,聘请优秀体育教师,购置完善的体育设备。他提倡体育的目的是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卫生习惯。
张伯苓本人爱好体育,南开足球队是天津的一支劲旅,1935年,以其主力队员参加组成的中华足球队,曾挫败天津几支外国球队,获得冠军。张伯苓是全国体育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担任过华北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的总裁判。1923年5月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在南开运动场举行,张伯苓负责大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开创了中国自办运动会的先例。
1934年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南开学生在会场上组成“毋忘国耻”、“还我河山”的口号,引起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的抗议。张伯苓立即驳斥说:“中国人有爱国自由,外国人不得干预。”对此,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
1937年7月30日,南开大学遭到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猛炸,校舍变成一片废墟。正在南京的张伯苓获悉后,表示一定要重建南开。同年10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前往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1938年1月,又迁往昆明,改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委。
抗日战争期间,张伯苓一直在重庆,担任南开中学校长。1938年7月,张伯苓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他认为,蒋介石是中国的抗日领袖,人们应该服从蒋介石的领导。1938年和1940年,蒋介石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并拜访张伯苓。1941年,蒋介石派人劝张伯苓加入国民党,他婉言拒绝了。
后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亲自登门,把国民党党证放在桌上,张伯苓没有拒绝。
张伯苓加入国民党后,蒋介石对他更加器重。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颁给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褒奖他“为国造士”。10月,南开举办“四七庆祝大会”,庆祝南开建校40周年和张伯苓70岁生日,蒋介石曾亲往其寓所祝寿,颂扬他“桃李满天下”,还书写“南极辉光”四字相赠。
1945年5月,张伯苓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年冬天,他赴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在美国治病。
1946年春,张伯苓回到天津。国民政府明令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任校长。1947年6月,国民政府命令各省市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参加“行宪国大”。张伯苓当选为国大代表,参加国民大会。
1948年5月,蒋介石电请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7月,蒋介石派张群接张伯苓到南京就任。有人劝他不要去南京,他无可奈何地说:“蒋先生要我去跑龙套,我只得去跑。”张伯苓到南京后,看到南京政府内部腐败不堪,心情沮丧,不久即回到天津,不愿为官。
1948年底,他以“体弱需静养”为由,提出辞职,避往重庆,住沙洲坝南开中学。1949年11月,蒋介石逃离重庆时,两次亲往张伯苓寓所劝其同行。张伯苓始终没有表态,仍留在重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伯苓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他从重庆到北京,不久回天津。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突患中风,于23日在天津病逝,终年75岁。(宗志文 李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