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事迹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邵飘萍

      邵飘萍(1884-1926),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飘萍”是他的笔名,1884年10月11日生于浙江金华。他的父亲邵桂村是个教员,以教授私塾为业。邵飘萍自幼喜欢读书,14岁时中了秀才,后来因受戊戌变法的影响,他丢弃了“子曰诗云”的一套,改而攻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

      1902年,他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开始读到多种书报杂志,眼界逐渐开阔。他对改良派首领梁启超的新文体及其“笔端常带情感”的议论,颇为倾倒,用心加以模仿,时常为《申报》写通讯文章,反映杭州及金华地方情况。不久,他被聘为《申报》特约通讯员。

      1905年,邵飘萍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在金华一个中学里任教。他继续为《申报》写通讯,对新闻事业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邵飘萍看到报纸颇能影响人心,便认定报纸是救国的有力工具,发展进步的新闻事业可以成为救国的一种途径。与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幻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一样,邵飘萍是一个“新闻救国”论者。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于各地。这时,幻想“新闻救国”的邵飘萍,心情非常激动,于1912年离开金华到杭州,与报人杭辛斋合作,办起《汉民日报》。

他在《汉民日报》上经常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恶,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时有讥讽。由此他为权贵所嫉恨,办报不到3年,竟先后3次被捕,9次下狱。

      1914年,《汉民日报》被袁世凯电令封闭,邵飘萍被迫逃往日本,入法政学校读书。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策划对中国进行侵略。邵飘萍感到无比愤慨,乃联络3个中国同学创设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著名报纸提供东京通讯,极力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和野心。

1915年初,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首先在外国报纸上透露出来,邵飘萍立即驰报国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袁世凯的愤怒声讨。邵飘萍在通讯里,经常反映留日中国学生开展爱国运动的情况,对国内正在酝酿的反袁斗争起了促进作用。

      1916年春,邵飘萍应上海《申报》和其他几家大报的邀请回国。抵沪后,他同时担任《申报》、《时报》及《时事新报》的主笔,以“阿平”的笔名,经常发表反袁政论,很快引起国内舆论界的注意。

6月袁世凯病死后,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实权,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员。邵飘萍到北京后,极力改变新闻界只靠摘引官方文件发消息的陋习,力谋依据事实发出第一手新闻消息。在他的努力下,《申报》大大扩充了北京电讯的篇幅。

邵飘萍主笔的《北京特别通讯》,以其内容丰富和真实生动而受到国内舆论界重视,引起各家报纸效法。通过《北京特别通讯》,邵飘萍及时、详细、确实地揭露了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种种丑行,因而遭到反动派的嫉恨。

1918年7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这是由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开始。它的业务是一面采编本国新闻,一面择译外电,然后分发各报馆。10月,邵飘萍又在北京创办《京报》。他在《创刊词》中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他在自己的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字,颇以舆论界中流砥柱自命。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邵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京报》上揭露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因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段政府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军警包围报馆,逮捕邵飘萍。邵飘萍仓促化妆逃往上海,幸免于难。不久,邵飘萍接受大阪《朝日新闻》社的邀请,前往日本,担任该报的特约记者。

      邵飘萍到日本后,一面做记者,一面注意研究思想和社会政治问题。

      1920年,邵飘萍写成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书。前者介绍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并较多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后者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从日本回国,在北京重新办起《京报》。他根据对日本新闻事业的考察,认为要改进国内新闻事业,必须发展新闻学的教育。

邵飘萍和另一位新闻学者徐宝璜,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商议决定,在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研究会,邵氏主讲新闻采访技术。1923年,邵飘萍在汪大燮主办的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讲授同一课程,并写成《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1924年,邵飘萍受聘于北京政法大学,讲授新闻采访技术以及报纸经营方法,并写成《新闻学总论》一书出版。

      《京报》复刊后,邵飘萍锐意改革。1925年初,《京报》陆续增出各种周刊,其中《莽原》周刊,是鲁迅主编的,其他有《妇女》、《儿童》、《电影》、《戏剧》、《民众文艺》等共12种周刊。

此外,还刊行3种社会科学半月刊,这些定期专刊深受读者的欢迎。这期间,邵飘萍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的倾向更趋明显,《京报》成为最活跃而有生气的北方报纸,在国民革命高潮中成为北方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3年二七大罢工时,邵飘萍在《京报》怒斥军阀禁遏工人合法集会并枪杀工人群众的暴行。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邵飘萍持欢迎态度。10月,当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时,邵飘萍对这一进步行动非常赞扬。

      1925年初,孙中山为谋求政治统一而北上,《京报》几乎每日报道孙中山的消息,希望孙中山北上成功。而对于段祺瑞搞的善后会议,《京报》则一直持批评态度。

      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上连篇著文,谴责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揭露列强和反动军阀以“排外”、“暴动”、“赤化”的罪名,作为屠杀中国人民的借口,提出“打倒外国强盗,严办外国凶手”的响亮口号。

      邵飘萍在《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一文中,还指出了斗争应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最终目的。随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邵飘萍又在《京报》上发表《中国今后之趋势》一文,深刻地分析了所谓“讨赤”的巨大欺骗性和它的反动实质,认为“腐旧的军阀必归失败,帝国主义者必遭覆没,革新派虽困苦艰难,千回百折,而最后胜利必归于革新者”。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向举行反帝游行的学生群众开枪,造成了“三一八惨案”,全国为之震动。邵飘萍连续在《京报》上发表评论,严厉声讨段祺瑞执政府的罪行,为此,段祺瑞遂把他秘密列入通缉名单,企图进行迫害。

“三一八惨案”后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不但封闭报馆,钳制舆论,而且残酷镇压爱国运动,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邵飘萍同情国民军,反对“讨赤”,还曾支持郭松龄倒戈,并多次指名谴责张作霖亲日卖国行为,张作霖早已怀恨在心。

邵飘萍为免遭迫害,当奉军入京时,到六国饭店躲避。4月24日,奉军设计将邵飘萍诱捕,封闭《京报》馆。然后,不经任何审讯,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于1926年4月26日将邵飘萍杀害。(彭晨慧)